禅宗概要

发布日期:2020-10-12

禅宗,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形成中国佛教,融化古印度佛教哲学最精粹的宗派。在佛学中,“禅定”是大小乘共通行持修证的方法,“禅定”的原名为“禅那”,又有中文的翻译为“静虑”,后来取用“禅”的梵文原音,加上一个译意的“定”字,便成为中国佛学惯用的“禅定”。禅宗,虽然不离于禅定的修证,但并不就是禅定,所以又名为心宗,或般若宗。心宗是指禅宗为传佛教的心法,般若是指唐代以后的禅宗,注重般若(智慧)经,与求证智慧的解脱。近世以来,欧洲学者,又有名为达摩宗的,为从印度菩提达摩大师到中国首传禅宗而命名的。

讲到禅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佛学家们,由于政府的支持,努力向欧美宣扬佛教文化,而且特别宣扬禅宗,因此,现在在欧美各国,提到禅宗的禅学,已成为最时髦最新颖的学问,可是对于禅宗宗祖国的中国,却被遗忘,甚至于轻视,这种现象的造成,实在使我们的心情有难言的沉重,虽为时势使然,岂非人事哉!

但目前在国内外(包括日本)所讲的禅宗,它的偏差趋势,愈来愈有距离,因此,外国人有认为披头(Beattles)嘻皮(Hippie)等等运动,都是“禅”的启示,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讲,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严重地说,也是我们东方文化自取其辱的污点。关于现在所谓禅宗的误解,约有六类:

第一,首先是由禅学名辞的成立:禅宗本来是注重于身心行为的实证,与工夫与见地并重,自从一变而为禅学以后,禅宗便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以与行为及工夫的实证脱离关系,于是谈禅的“口头禅”之风,便大为流行,造成倒退历史,大如两晋的“玄谈”现象。殊不知自隋、唐之际禅宗建立后,历唐、宋鼎盛时期而经元、明、清为止,时间一千余年,地区包括东亚及东南亚各地,禅宗宗风果然大行,有资料可见者,不过两千人左右,而习禅真有成就,亦不过三、四百人。何况其中有大成就者,还寥寥可数,何尝是随时有禅,到处有道呢!况且是真实的禅者,除了生活与言辞的机趣以外,其德行修证工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行径,又何尝是徒托空言,而不见之于行事之间的谈士,不过谈谈禅学,总比埋没禅宗聊胜一筹,亦未尝不是好事。

第二,由于东方学者们偏爱老子、庄子思想文学的哲学境界,于是承虚接响,便认为禅宗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换言之,所谓禅宗,就是融会老庄思想的道家佛学而已。其实,禅宗与佛学,很多名辞语句,都借用于老庄与儒家的术语,但那只属于借用而已,禅宗本身的精神,并不因为借用老庄的名言,就认为是老庄或道家思想的加工改装,譬如我们翻译中国文化或佛学,在某些地方,必须要借用外文的宗教哲学的术语,但只能说有类同可通,并不能说这就是外文某一宗教哲学的思想,又譬如我们使用台币,只在某种环境中,借用美金单位做计算的代表,不能说我们就是使用美金的国家。

第三,采用禅宗教授法中的机锋转语,成为变相的高度幽默或讽刺:凡是出言吐语,在模棱两可,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语句,认为便是禅境,这实在误人不浅。

第四,认为冥心闭目的静坐(俗名打坐)或沉思默想便是禅宗:于是所谓旁门左道者流,也济济多士,互相标榜如此这般便是禅宗,所以报纸小广告栏内的各种禅功传授,也便应时而生,成为时髦生意了。

第五,最近美国青年,流行服用一种L.S.D.的幻想药,弄得疯狂浪漫,行为不检,思想虚玄,认为这便与禅宗工夫有同等效力的禅定之药:美国政府虽然禁止出售,而暗中买卖,仍然风行一时。这种药物,本来用于精神病的治疗测验,但一变而与禅宗结合,这真是莫大的笑话。

第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的瑜伽术普遍传播到欧美各国:瑜伽强身工夫,也很注重打坐(静坐),于是把催眠术的自我催眠,与瑜伽炼气炼脉的工夫交错,便认为这就是禅,鱼目混珠,指鹿为马,实使不明究竟者,难以分辨。

 

 (一)有关禅宗的史迹

教外别传的禅宗:禅宗在佛教佛学之中,素来被称为教外别传的法门,历来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对着百万人天,默然不说一句话,只自轻轻地手拈一枝花,普遍地向大众环示一转,大家都不了解他的寓意,只有大弟子摩诃(意译为大)迦叶,会心地展颜一笑,于是释迦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后来由迦叶尊者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阿难为第二代祖师,历代相传,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正当中国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衰微,大师谓东土震旦(中国),有大乘气象,所以便渡海东来,先从广州上岸,与南朝的梁武帝见面,梁武帝是当时笃信宗教的皇帝,不但虔信佛教,同时也崇尚道教,所以一见达摩大师,便问:“我修造了这样多寺庙,做了许多的佛事,你看有什么功德?”恰好达摩大师以传佛心印,肩负宣扬正信佛教的心法使命,便老老实实答复他说:“并无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同时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等语,因为彼此话不投机,大师便渡江北去,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后来传付心法和衣钵给中国的第二代祖师神光,这便是达摩大师东来,为中国禅宗初祖的公案。

唐、宋以后,有些研究佛教学理的学者,对于禅宗修证法门,并不了解,甚之还抱有歧视的心理,便对于禅宗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历史,啧有烦言。到了现代,更有人不信这些宗门故事,乃至连带对达摩大师传法的怀疑,认为都是中国和尚所捏造,所谓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革命派,而且是初唐时代,六祖慧能的小弟子神会(又名荷泽)所独自造成。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有人提出,不妨稍做说明:这种观念,如果是基于爱好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出发,认为好的学问,都是中国人创造的,因此便否认禅宗传统的传说,那也情有可原,倘使是基于有反传统习惯的心理,对于任何问题,都喜欢唱反调以鸣清高的习气,那便有憾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其实,对于教外别传的禅宗历史资料的怀疑,宋代王安石果然提过确有其事的证明,但证件已经遗失,而且也并非有力的证据,可是,若遍读过佛经,便可在佛经中找到许多旁证,因过于烦多和太过专门,暂此恕不多述。总之,凡处事与作学问,“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但抱存疑的态度。提出问题以求解答,不做过分的武断,那是最高明的处理。

中国禅宗初传的精神:自达摩大师面壁默坐在少林寺里,有人问他,你到中国为了什么?他的答复,是寻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这句话的意义太深了,试想谁能做到自己完全不受古今中外别人的欺骗呢?况且我们有时候,实在都在自己欺骗自己的途上迈进,倘使一个人真能做到不受一切欺骗,纵然不是成圣成佛,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大概只有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才能做到吧!

有一位洛阳的少年姬光,博览经籍,尤其善谈老庄。可是他每自遗憾地感叹说:孔子、老子的教化,只是建立人文礼教与世风学术的规范,《庄子》、《易经》的书,虽然高推玄奥,但仍然未能极尽宇宙人生的妙理,于是便放弃世间的学问,出家为僧,更名神光。从此遍学大小乘的佛学教义,到了三十三岁时,回转香山,终日宴坐(相同于静坐)了八年,后来慕名求道,遂到少林寺去见达摩大师,可是大师时常面壁端坐,并不加以教诲,神光便暗自心想:古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发布掩泥,投崖饲虎;在人心纯朴的上古时代,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在寒冬大雪之际,彻夜立正侍候在达摩大师身旁,直到天明,地下积雪已经过膝,可是他侍立愈加恭敬。(后来宋代儒林理学家的程门立雪故事,便是这种精神的翻版。)达摩大师这时乃回头问他:你彻夜立在雪中,为求什么?于是神光痛哭流涕地说:惟愿大师慈悲,开示像甘露一样的法门,藉以广度众生。但达摩大师却以训斥的口吻说:诸佛无上的妙道,要经历无数劫的精勤修持,经过许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德行的锻炼,哪里就凭你这样的小德行、小智慧,以轻忽骄慢的心情,便欲求得真正的道果,恐怕你白用了心思啦!神光听了这番训斥,就当下取出利刀,自己砍断了左臂,送到大师的前面,表示自己求道的恳切和决心。于是达摩大师认为他可以为担当大任的法器,又为他更改法名叫慧可。神光便问:诸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大师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注意,这句话是禅宗最重要的关键。)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大师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神光听了这话,当时便怔住了,良久,方说:我找我的心在那里,了不可得啊!大师又说:对啊!这便是你安心的法门啊!并且又教他修持的方法,要摒弃一切的外缘,做到内心没有喘息波动的程度,歇下此心犹如墙壁一样,截止内外出入往来的妄动,那么,便可由此而人道了,后来又吩咐他要以《楞伽经》来印证自己修悟的工夫与见地,这就是“达摩大师在中国初传禅宗,传授二祖神光”这一公案的经过。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初传禅宗的授受故事,分作三个问题来说明:

1.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

并不是根本不要佛学的经教,别有一个秘密或微妙的传授,因为全部佛学经教的学理,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修持求证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执著经教学理的人,往往把教理变成思想,反而增加知识上的障碍与差歧,并不能做到即知即行,同时证到工夫与见地并进的效果。所以教外别传,只是为表示对普通佛教佛学教授法的不同,却不异于教理以外,特别有个稀奇古怪的法门。例如二祖神光,在未出家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出家以后,又加上贯通大小乘佛学的教理,他在知识方面,显然非常渊博而充实,并不须要什么,只自反求己心,就会怀疑知识的学问,真正用来安身立命,便会觉得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他要放弃知识的教理,但求实际的证悟,但等到真正悟到实际的真谛,对于所有知识学问的根本,自然而然就融会贯通,豁然明白其究竟的道理了,所以后来禅宗的伪山灵祐禅师便说:“实际理地,不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对于佛学教理的“教”,与教外别传禅宗的“宗”,做一概念的结论:“教”,是教导你如何修行证果;“宗”,是我要如何求证修行,宗与教,只在教导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是目的有两样。

2.禅宗的禅

并不是注重机锋转语的口头禅,禅宗不离禅定修证的工夫,以期达到明心见性成圣成佛的极果。例如二祖神光,未见达摩大师以前,便已游心《易经》、老庄的道学,而且经过严格的心性修养锻炼,曾经在香山静坐了八年,对于动心忍性的绵密反照工夫,早已有了相当的根基,拜见达摩大师以后,大师不但不立即加以教导,反而用难堪的态度与过分的言语刺激他,如果他是一个无实际修养工夫的人,纵使不是饱以老拳,至少也会拂袖而去,但是他反而愈加诚敬,甚至断臂求道。就凭他这种精神,我们变更子夏的一句话说:“虽曰未入道,吾必谓之道矣!”亦未尝不可,所以他问达摩安心之法,大师只叫他“将心来吾为汝安?”他便能在“觅心了不可得”的领会下而悟道;后世研究禅宗,动辄抓住禅宗为言下顿悟,立地成佛的话柄,好像只要聪明伶俐,能言善道说一两句俏皮话,立刻就算悟道,完全不管实际作学问与作工夫的重点,这当然会落在我其谁欺!欺人乎!欺天乎的野狐禅了!不然,就想自己不用反省的工夫,只要找一个明师,秘密地传授一个诀窍,认为便是禅宗的工夫,“敝帚自珍,视如拱壁”,这又忘了达摩大师所说的:“诸佛法印,非从人得”的明训了,近代谈禅,不是容易落于前者的空疏狂妄,便是落在后者的神秘玄妙,实在值得反省。

3.达摩大师初传的禅宗

除了二祖神光,是亲受衣钵,继承禅宗道统以外,同时还有几位后学传人,他们也都有心得,不过才德气魄,略逊神光而已;达摩大师除了传授心法以外,同时还要神光以《楞伽经》印心,由此可见教外别传禅宗,并不离于教理以外。《楞伽经》,果然为达摩大师吩咐神光为禅宗的印心宝典,但在大乘佛学的法相(唯识)宗,也认为是“唯识”学的主要经典,它提出以“无门为法门”的求证方法,并且说明以顿悟与渐修并重,同时把心法的体用,分做八个作用,便成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前五识,再有第六的意识,第七的末那识,第八的阿赖耶识等,所谓一心八识的分析,旧注“识”有识别、分别的作用,也就是包括感觉、知觉与精神活动的功能。第六意识,又分有明了意识与独影(又名独头)意识的两重,所谓独影意识,相当于现在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的现象。第七末那识是意根,也就是自我与生命俱来的元始知觉,本能活动的意识。第八阿赖耶识,是包括心物一元,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根的心性的根本。由此可知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与顿悟一心的心,不仅是心理上平静的心,实在是要彻底透过宇宙身心的根元,才能了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谛。

《楞伽经》的大略,就是“唯识”学所谓的五法(名、相、分别、正智、如如),三自性(依他起、遍计所执、圆成实),八识(已如述),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纲要的发挥。总之,《楞伽经》的教理,最重分析的观察,细入无间而透彻心性的体用;禅宗的方法,归纳学理,注重一心修证而融通教理的工夫,所以后世禅宗便流传一句名言:“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通教不通宗,就如独眼龙。”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楞伽经》内所说的宗通与说通的翻版言句而已。近来有人提出六祖以前的禅宗,名为楞伽宗,以此作为有别六祖以后禅宗的界说,实在是因为不明真正禅宗心法所致,未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达摩大师在传付二祖神光的时候,曾经预言说:“吾灭后二百年……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所谓《楞伽》经义,便成为名相之学而流传为说理的思想而已,殊堪一叹!况且有人引用《楞伽》的一段渐修经文,证明达摩大师所传是渐修的禅,却不管下文顿渐并重的一段,实在是鲁莽灭裂之至。

 

(二)初唐以前禅宗开展的影响

达摩大师自南朝梁武帝时代,渡海东来,居住中国的时间,约有二十年左右,除了传授禅宗心法与中国的少年高僧神光为第二代祖师外,与神光同时从学的,还有道副、道育、及比丘尼总持,与期城太守杨衒之几位弟子,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继祧禅宗的道统,但秉承禅宗的破相离缘,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并无二致。他们当然也同时展开弘扬禅宗教化的工作,因此在南朝梁、陈、隋之间,便辗转影响南岳慧思禅师笃实修行《法华经》般舟三昧的禅定工夫,由此而高唱“指物传心人不会”的直指心禅,后来他的弟子智者(智[岂页])禅师,秉承他的衣钵,创立三种止观的天台宗修行法门,继晋朝慧远法师建立净土宗以后中国佛教的另一宗门;取小乘禅定的方法,揉集大乘教理的精思慧观,撮取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要点,而形成一大套系统,完整佛学的理论,开创一系列修证工夫的实际渐修法门。于是自陈、隋之际开始,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来,凡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读书人,爱好形而上道、而又不肯舍弃世间与爱好学问的人士,都是从事天台宗止观禅定的修法。而且也有拿它与禅宗混为一谈的,例如唐代的名士梁肃,便是天台学者的翘楚,他如白居易、陆放翁、苏东坡、王安石等,以及宋代初期理学的大儒们,无一不从天台止观禅定工夫打过滚来,明代名儒王阳明,开始所学的禅定,也是天台的止观工夫,清代的名士龚定庵,不但有推崇天台止观禅定的专文。而且还极力排斥禅宗的不是。现在我顺便提出这个问题,贡献给研究讲述中国文化史,与中国哲学史者注意,使大家对于隋、唐以后中国哲学中禅宗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天台宗与历代士林学者的莫大因缘,得以严整分别止观禅定与禅宗心法的异同,了解渐修与顿悟争论的关键。过去一般研究中国佛学或哲学的老师宿儒们,每因碰到中国佛学,与中国佛教宗派的内容,便受其繁多漫浩的学术思想所威胁,茫然不知所向,因此,下手错乱,只把唐代禅宗的南顿北渐之争,作为这个问题的中心,显然是有偏废与迷失的遗憾。

其实,自隋、唐以来,到初唐百余年间,由中国禅宗的二祖神光以次,除了单传禅宗道统的五代祖师以外,与神光同学于达摩大师的,还有三人。与三祖僧璨同时并列,系属于神光禅师的传承,相传六代,知名大师共有十七人。与五祖弘忍同时并列,系属于道信禅师的传承,计有一百八十三人。与六祖慧能同时并列,属于弘忍禅师的传承,计有一百零七人。至唐初禅宗第五代祖师时期,其中凡彰明较著,留有资料可征者,都是散处四方,各以师道庄严,影响朝野社会,唐代中国佛学,华严宗的建立,又与禅宗的传播有关。自武则天王朝以后,所谓北宗神秀禅师以次的弟子们,便有好几位。虽说南宗的禅,自六祖慧能以次,称为禅宗的正统,但只属于禅宗道统传承的世系问题,却不能引此便作为禅宗在唐代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所发生影响的绝对根据。因此,我认为要讲禅学,必须要真正学过禅宗,在禅的工夫与见地做过实际工夫,然后方可谈禅,要讲禅宗的学术史,或中国哲学,与中国佛学史,更应该了解全貌,不可以偏概全,执一而言。

讲到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和尚的公案,这是谈禅与讲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最乐于称道的事,现在再把他的故事简明地介绍一番,然后讨论其中被人误解的几个问题:

六祖慧能大师,俗姓卢,祖籍范阳人,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因为他的父亲宦于广东,便落籍于新州。三岁丧父,其母守志抚孤至于成立,家贫,采樵为生,一日,因负薪到市上,听到别人读《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段,便有所领悟,别人告诉他这是黄梅(湖北)的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禅师,平常教人读的佛经,他便设法到黄梅去求学习禅(这时他并未出家为僧)。五祖弘忍禅师初见他时,便问:“汝自何来?”他便答道:“岭南。”五祖说:“欲须何事?”他答:“唯求作佛。”五祖说:“岭南人无佛性,怎么做佛?”他答道:“人地即有南北,佛性岂有东西?”五祖听了,便叫他跟着大家去做苦工,他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和尚要我做何事?”五祖说他根性太利,便叫他到槽厂去做舂米的苦工,他做了八个月的苦工,有一天,五祖宣布要传授衣钵,选付继承祖位的人,叫大家呈述心得。这时,跟从五祖学禅的同学,共有七百多僧人,有一位首席的上座师,名叫神秀,学通内外,素来为大众宗仰的学者,他知道众望所归的意旨,便在走廊的墙壁上,写了一首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五祖看了神秀偈语以后,便说:“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他从同学那里听到这首偈子,便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同学便笑他说:“庸流何知,勿发狂言。”他答道:“你不信吗?我愿意和他一首。”同学们相视而笑,却不答睬。到了夜里,他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请人在神秀原偈旁边,写了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看到此偈便说:“此是谁作,亦未见性。”众闻祖语,遂不在意。五祖却在夜间悄悄到了碓坊来,问他米白了没有?他便答道:“白了,只是没有筛。”(师筛同音,如此师生问答,都是双关语)。五祖便以杖三击其碓而去,他便在三更入室,承受五祖的心传,当时五祖曾再三征诘他初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旨,他便于言下大彻大悟,遂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于是五祖又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随即传付衣钵,为中国禅宗道统继承人的第六代祖师。

五祖弘忍禅师自传心印以后,就在夜里送六祖慧能渡江南行,亲自为他把橹说:“合是吾渡汝!”六祖答道:“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能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听了便说:“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五祖自此以后,就不再上堂说法,大众疑怪相问,便说:“吾道行矣!何更询之!”又问:“衣法谁得耶?”五祖便答道:“能者得。”于是大众聚议,卢行者(行者乃唐宋时代佛教对在家修行人的称呼)名能,一定是他得法潜行了,就相约追踪。大家经过两个月的搜索,在六祖到达大庾岭时,追逐众中,有一将军出家的惠明和尚,率先而登,追及六祖,六祖便将衣钵掷置石上说:“此衣只表示征信而已,岂可以力争吗?”惠明又举衣钵而不能动,便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六祖便说:“汝既为法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惠明听了,停了很久,六祖乃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唐代口语,称这样做与么),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便在言下大悟。复问:“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意密旨否?。六祖说:“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因此,惠明即下山诡称岭上并无人迹,而使追者从此散去.

此后六祖匿居在四会的猎人队中,经过十五年时间,才出来到广州法性寺,适逢印宗法师在寺里讲《涅槃经》,他就寄寓在廊庑之间。暮夜,风扬刹幡有声,两个和尚正在辩论,一个说是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争论不息,六祖便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普通对人的尊称)心动。”因此而蒙印宗法师的赏识,宣告找到了禅宗第六代祖师的消息,会集大众,为他剃发授戒为僧,后来他便居留曹溪,大弘禅道,这便是禅宗六祖得道,宏法的简略历史。

现在由这个公案的内容,提出三个问题来研究,使大家了解禅学与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史者,特别注意,不致再有误解。

1.关于六祖的开悟

明心见性与神秀的两个偈语问题:由历代相传,几种不同版本的《六祖坛经》,与禅宗各种典籍的记述,有关六祖最初得道开悟的事迹,大体并无多大出入。中国禅宗,自五祖弘忍开始,教人念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便可由此入道,一变达摩大师以《楞伽经》印心的教学方法,这只能说是教授法的改变,对于禅宗的宗旨,并无二致;《金刚经》以明心见性为主旨,处处说明般若(智慧)性空的真谛,其中的修行求证方法,以“善护念”三字为重点,以“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而说明性空实相,了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指标。

现在为了普通了解禅宗的治心道理,用现代的观念,先作一比较容易明了的说明,也可使大家依此修习,做为修心养性的简捷方法:

(1)首先我们先要静静地观察自己内在心理的意识思想,再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部分来处理:一部分是由于感觉所生的思想和观念,例如痛苦、快感、饱暖、饥寒等等,都是属于感觉的范围,由它而引发知觉的联想和幻想等等活动。一部分是由于知觉所生的意识思想,例如莫明其妙而来的情绪,烦闷、苦恼、对人我内外种种事物的分别思维等等,当然包括知识学问的思维,以及自己能够观察自己这种心理作用的功能。

(2)其次,到了能够了解自己心理作用的活动,不管它是感觉的,或知觉的,总而言之,统统叫做一念,能够作到在念念之间,起心动念的每一观念,自己都能观察得清楚,再无不知不觉,或莫明其妙的情况,然后,就可把它处理作为三段观察:凡是前一个念头(思维意识)过去了的,便叫做过去心,也就是前念。后一个念头(思维意识)来了的,便叫做现在心,也就是当前的一念。还没有来的,当然便是未来心,也就是后念了,可是它还没有来,不去管它。不过,你不要忘记,当你觉得后一个观念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正是现在当前的一念了,而且才觉到是现在,立刻便已成为过去。

(3)复次,如此内省观察得久了,你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你便练习,当前念的过去心过去了,后念的未来心还没有生起的一刹那之间,当前的心境,就会微微的、渐渐的,呈现一片空白。

但这空白,不是昏迷、或晕厥、或同死亡以前的状况,这是清清楚楚的,灵灵明明的一段空灵,也就是宋明时代禅师们所说的昭昭灵灵的时候。

如果真能切实到达这个情况,就会觉得自己所有的意识思维,不管它是感觉的或知觉的,都如一片浮光流影,像雁过长空,风来水面,所谓踏雪飞鸿,了无踪迹可得,才知平生所思所为的,都只是一片浮尘光影而已,根本无法把捉,根本是无根可依的,那你就会体会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的心理状态了。

(4)再次,你若了解了心念过去、现在、未来三段的不可得,譬例成下面这个公式,自己反省看来,翻成一笑。

…………未来……现在……过去……

————————————————无始以来

……未来……现在……过去…………

0+1-1——1-1=0

因此认得此心中的一切一切云为,都是庸人自扰,由此再进一步,观察破除生理感受上所起的压力,和思想促使身体所作的行为活动,都是犹如泡沫空花,虽然在不加自我观察的时候,表面看来好像都是我一连串成直线的活动,实际所谓这个我的活动,也只是像电流、像火花、像流水一样,都是由于无数接连不断的前后念的因缘凑成了一条线,其中毕竟没有真正的东西存在,所以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身不是身、心不是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只像梦幻般的浮沉起伏在世间而已,因此你会自然而然的了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是“本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妙用了。

(5)如次,你要保持这个明白了心理上意识思维的状态以后,经常在静中动中,保持这一段昭昭灵灵的灵明觉性,犹如万里晴空,不留点翳的现象,那就够你受用去享受了,你才真会懂得人生的真谛,找到真正归宿的安身立命之处,可是你不要认为这样便是禅宗的明心见性了!更不要认为这样便是禅宗所谓的悟道了!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正有一个昭昭灵灵、灵灵觉觉的作用存在,你还不知它的来去与起处呢!这个时候,正是明代憨山大师所说:“荆棘林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

以上所讲的一切,是借用比较现代化的方法,说明人们心理活动状态的情况,同时也以此而说明禅宗六祖当时听到别人念诵《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领悟的一些消息,由此使你可以了解六祖的师兄神秀所作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自己内在用工夫心得的程度;那么,你由此可知六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心得境界。如把两者作一比较,自然可以了解五祖弘忍要叫六祖三更入室,付嘱他的衣钵了,但是,就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还是未达传付禅宗衣钵的造诣,不要忘记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情形,因为“本来无一物”的情况,正如雪月梅花的境界,虽然清冷而美妙,到底是空寂孤寒的一面,毫无生机存在。六祖在大彻大悟的时候,是他在三更入室,五祖诘问他初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质疑,使他再进一步而澈底了解心性本元的究竟,所以他便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才是代表了禅宗言下顿悟的“顿”与“悟”的境界。可是不要忘了,他后来还是避居在猎人队中,由悟后而修持了十五年的经过,由此你就可以了解《楞伽经》中是顿渐并举,禅宗是顿渐并兼,犹如《楞严经》上所说的:“理须顿悟,乘悟并销,事资渐修,因次第尽。”所指顿渐并重的道理了。现在谈谈禅学,抓住一句“本来无一物”,就无所而不可为,那不落在狂禅的知见才怪呢!须知禅宗正有严谨修持工夫的层次存在,不是落在空谈或狂妄自是上,才会与真正的禅有相近之处。

2.夫于“不思善,不思恶”的问题

前面讲述六祖悟道的公案,已经说过惠明和尚在大庾岭头追到六祖经过,他后来声明是为道而来,不为抢衣钵的问题,因此六祖先叫他“不思善,不思恶。”过了好久一段时间(原文记载称“明,良久。”)六祖便问他:“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里所说的“那个”两字,不是肯定辞,而是质问的辞句,换言之:就是问他,当你在心中不思善,不思恶,什么都没有思想的一段时间之中,哪一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后来人读《六祖坛经》,因为很少做过禅宗的切实工夫,便把“良久”一句的意义,忽略过去,又把“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那个”,看作肯定的指示话语,因此便认为此心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便是心性的本元,所以才有认为无善无恶便是心性之体的误解了;倘使真是这样,白痴的人,与丧失思维意识的心理病者,或神经有障碍的病人,都可算做禅的境界吗?因此你要明了,在你做到“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心境一段空白处,产生一切妙悟的境界,才能算做禅宗的初悟一一只能说是初悟,也就是六祖所说的,秘密在你自己那边的开端,若有人错解了这段公案,实在有自误误人的危险,所以特别提出,贡献大家做一参考。

3.关于“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的问题

这个公案,是六祖初出山时的一段机用,就是后来禅宗所谓的机锋,也就是机会教授法的一种妙语,并不就是禅宗指示明心见性的法要,这等于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是同样的隽语。“云驰月驶,岸动舟移”,你能说谁在动?谁在静?如果当你在睡眠中,虽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也只是不见不闻,那里还有如此妙句,这就是佛学“唯识”学所说:境风吹识浪,一切情感思维,都从外境之风吹起的“依他起”之理,并非就是佛法禅宗心要的那个与宇宙万法同根,“圆成实性”的心性之体的心。有人往往把风幡案中的“是仁者心动”一句话,便当作已经了解了禅宗的心法,那真与禅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了,如果这样,用现在心理学的分析,岂不也能够做到禅的境界,更何必谈禅呢!倘使用这样见解去见唐、宋时代的大禅师们,一定会骂是“屙尿见解”!等于“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离题太远了!

 

(三)唐初禅宗兴盛的大势

禅宗的六祖慧能,开始弘扬禅宗的时代,正当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时代,现在要讲禅宗的兴盛史迹,首先须对唐代中国佛学与唐代文化的趋势,有一简单的了解,在这个时期以前,中国文化的文运,由于六朝人爱好柔靡艳丽而缺乏实质的文学,造成学术思想飘浮不切实际,停在萎靡颓唐的状态之中。初唐开国以来,因唐高祖李渊父子的极力提倡改除六朝的文体,使表达学术思想工具的文学,又有新的生机。而在中国佛学方面,自陈、隋之间,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用批判整编的治学方法,建立一套体系完整的天台宗佛学以后,又碰到在印度留学二十年的玄奘法师回国,唐朝君臣朝野,备加盛大欢迎,为中国佛学加入新的血轮,唐太宗命令朝廷为他设立译场,开设一个前迈古代的翻译馆,集合国内学者,与名僧千余人,同时又罗致西域的梵僧,包括初唐东来传扬景教的教士,共同从事佛经翻译的工作。

当时佛经的翻译情形,先由主持梵文与中文的主笔,翻好经典以后,当众宣读梵文原意与中文的译文,每逢不妥的地方,便字斟句酌,经过长久的反复辩论,才加确定,不像近代我们翻译西方文化,都出于一人私家见解,往往纰漏百出,致有画虎类狗之讥。因此唐初自有玄奘法师译经事业的开展,译成佛学中唯识法相与因明(印度佛教的逻辑学)的学系,而使佛学的思想理论,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同时也影响了一般学术,自然都重视在精详的辨析,与质朴的表达;每一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运的移转,都不是由于一二少数原因所形成,在同一时代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时代的效果,如果推开玄奘法师的宗教立场而不谈,专从文化运动的角度去看,他对于唐代文化学术的贡献,实在可与魏徵、房玄龄等媲美,况且他事业功德的余荫,还比他们更垂之久远呢!

由于以上的介绍,可以了解释迦牟尼佛教学术思想的传入,自东汉末期,经魏、晋、南北朝而到初唐之际,经过数百年的推排融会,已如水乳交融,完全变成中国佛教的中国佛学了,玄奘法师的翻译佛经事业,可以说,是印度佛学变成中国佛学的结论与定案,以后的佛学慧命,便全靠中国高僧学者去发扬光大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佛教专讲修行实证方面的宗派,前有晋代慧远法师创建的净土宗,风气所播,普及全国上下,后有隋朝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在理论与修证方法上,也普遍深植人心;再加入玄奘法师传来的唯识法相之学,使一般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与佛教的名僧大匠,便都笼罩在佛学的研究与精思妙理的气氛中。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佛学的最终目的,着重在修证方面,并非专以讲学术思想为究竟的事,当初唐之际,佛学的大家们,讲论学理,著作弘文,已达登峰造极的饱和状态,而且大有偏向将变成为哲学的思想,与逻辑的论辩,与修行实证的目的,有不相关系的趋势;恰好达摩大师在梁武帝时代传来禅宗的修证法门,历传到了初唐以后,将近百年的时间,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已渐渐普遍为人所知,所以到六祖慧能与他的师兄神秀时期,着重简化归纳的禅道,便自然而然应运而兴,乐为人所接受,就此趋之若鹜,一跃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中心了。

至于禅宗发展的历史,大多偏重六祖在曹溪一隅传授禅宗的道统所左右,并未了解其全面的情况;事实上,在初唐到盛唐之际,影响中原与长江以北的禅宗,还是得力于以前四祖、五祖旁支所传的师弟们,与六祖的师兄神秀的力量居多,到了晚唐与五代至南北宋间,所有佛学与禅宗的影响力,才是六祖一系禅宗五家宗派的天下。而在其中架起南能顿宗的桥梁,建立起灯塔的,便是六祖再传弟子马祖道一,与其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创建禅宗丛林制度的功绩,若有人把六祖一系禅宗的兴盛的一笔糊涂帐,算在六祖最小的弟子神会身上,那是偏见与轻掉所致,不足为训。

禅宗在初唐时期,由于以上所讲时势助缘的推动,又因为有与六祖慧能并出五祖门下弟子们的弘扬,因此深受朝野社会的推重,使禅宗的风声教化,普遍展开其传播的力量。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以后,除了六祖的师兄神秀已为朝廷的“国师”以外,由五祖旁支所出的嵩岳慧安禅师,惟政禅师,以及四祖旁支法嗣的道钦禅师等,都曾先后相继为“国师”,同时华严宗的崛起,是与四祖、五祖一系的禅师,有很大的关系。至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禅道,在武则天王朝至唐玄宗时期,才由岭南传播,渐渐普及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之间,后世所谓来往江湖的成语,便因此起,而且六祖的门下弟子,大多歇迹山林,专修禅寂,极少如江北中原的禅师们,厕身显达,对一般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都发生很大的作用。尤其自六祖创格不用高深学理,只用平常说话表达佛学心要以后,到了再传弟子如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以次,便建立了南传禅宗曹溪顿教的风格。无论问对说法,常常引用俗话村言,妙语如珠,不可把捉,只在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其道妙,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这是中国文化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新,因而产生了禅宗与佛学几个不同的特点,以下再作介绍。到了晚唐、五代、与两宋间的禅宗,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又与平民文学结为不解之缘,于是禅师们的说法,便产生许多隽永有味,而具有平民文学化的韵语与诗词,而影响宋代文学诗词的特别格调,明、清之间,虽然承其余绪,但已有依样画葫芦之感,反而显见它的拙劣了。

我们明了初唐以来禅宗的崛起,与其变革的形势,便可明白南顿北渐之争,并不是禅宗史上的重大问题,不可因小失大,专向牛角尖里去寻找冷门偏僻的资料,作为标新立异的见解,例如六祖的小弟子神会(荷泽)的入京,争取禅宗在当时政治社会地位的事,与真正专以求道为务,避世无闻而隐迹山林的禅宗正统的禅师们,毫无作用与影响。况且神会当时的入京,据禅宗史料的记载,是为嵩岳的渐门盛行于世,因此而引起他不服气的动机,大著其《显宗记》,他经过一番努力,在天宝四年间,方定南能顿宗,北秀渐宗的两宗之说。其实,嵩岳的禅,系出于禅宗四祖与五祖旁支的传承,与神秀之间,关系并不很大,况且渐修顿悟,本为禅宗的一车两轮相似,神会多此一事,徒有近似世俗的虚荣而已,于真正的禅宗与禅师们,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在南方的禅宗大师们,对于此事,从无一语提及,由此而知其为无问题中之问题,无问题中之小问题,何足道哉!总之,六祖以后的禅宗,是由民间社会自然的推重,并非凭藉帝王政治力量的造就,由“下学而上达”,后来便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最优秀、最特出的佛教宗派,若引用一句佛经式的成语来说,可谓:“甚为奇特希”

 

(四)研究禅宗的几个锁钥

六祖以后的禅宗,自盛唐之际开始,即大行于长江以南,渐变佛学传入中国后数百年来的教授法,把佛学的经、律、论,三藏十二部,五六千卷所传的经典妙义,归纳于秉承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教外别传法门,特别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中心问题。加以六祖慧能,自幼失学,未读诗书,故平常传扬禅宗心要,便不用循文解义,释字疏经的方式,但以平常语句,直捷了当的指示心法,恰又合于“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接授受明心见性求证的原则。于是到了再传弟子手里,就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南能顿宗的作风,至今留给我们后世的禅宗资料,虽然蕴藏了无穷的价值,但当你一读禅宗书籍,便有茫然不知所云之感,为了要为现在青年的同学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便须说明研究禅学首先应有的认识:

1.时代方言的注意

禅宗纪述的书籍,凡是禅师们个人的专集,便都称为“语录”,所谓“语录”,就是他平常讨论禅学,问答疑难,比较老实而不加修辞的,记载他平生说法与讲学的说话,犹如《六祖坛经》一样,尽量避免深奥的佛学与文学。因此。“语录”的记载,许多是唐、宋时代的方言,更要特别注意唐代两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方言、名物,以及切近于唐代中原地带的古音。

同时要了解,禅宗“语录”的兴起,也是唐代中国文化对讲学方式的革新,宋代理学家们“语录”体裁的文字,就由此而来,其实,这些对话式“语录”体裁的形成,也有两个远因:(1)由于佛经的脱胎:因为佛经本身,原来就是问答的对话。(2)由于中国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先有孔子的《论语》,和刘宋时代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综合这两种精神而产生。到了宋代以后,禅宗便有裁节“语录”,汇编集成为大部类书的出现,例如《传灯录》、《人天眼目》、《五灯会元》、《指月录》、以及清代的雍正《御选语录》等,都是汇编集成的禅宗典籍,包括义理、辞章、考据,与佛学、禅学许多宝贵的资料。如果要研究禅学,《传灯录》、《指月录》、《御选语录》都是必读的书,详细研究,便须要追读诸家禅师的个别语录了。

2.几个重要术语的了解

(1)禅宗语录:所称宗门历史的故事,名为“公案”,宋代理学家们所谓的学案,也就由此脱胎而来。宋代以后的禅师们,有“拈古”的名辞,那就是把过去某一禅师求学、悟道、教授法的故事,特别提出来做说明、讨论、研究、起疑的资料,等于现代中国民间农村社会所通用的“讲古”一辞,是同样的意义。又有“颂古”一辞,那是把过去某一公案的要点,自作一首诗,一首偈语来批判,或赞扬一番,以此启发后学的疑情:

举例:

黄龙死心悟新禅师的颂古,颂六祖公案云:

六祖当年不丈夫,情人书壁自糊涂。分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大慧宗杲的抽古,拈提黄龙新颂六祖公案云:

且道钵孟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争奈钵盂何?

修山主颂六祖风幡动公案云:

风动心摇树,云生性起尘。若明今日事,昧却本来人。

(2)禅宗机锋:这是谈禅与讲禅学者最乐于称道的禅学,其实,妨碍禅宗慧命的延续,与学禅容易走入狂妄歧途的原因,就是后人过于爱好机锋的过失。机锋,本来是由六祖开始启其端倪,到了马祖道一,与百丈、黄檗,临济禅师们的手里,变本加厉地一变,而形成唐、宋时代禅宗最新颖的教授法;佛教、佛学原来对于教授法的原则,就有所谓“契机”的术语,佛学的机,有包括学者的资质、学力,与临时所采用机会等教授法的几个意义,所以“契机”一辞,是对于当教授师的人,必须注重教授法的原则。

到了禅宗的禅师们手里,加以活泼运用,无论说法开示,与启发学人慧思的方法和语句,便都如珠之走盘,不可方物了,机锋呢!包括教授法的运用,有快利如锋,如庖丁解牛,目无全牛的意义,综合唐、宋以来禅宗宗师们机锋、转语的教学精义,恰如孔子所说的教授法“不愤不发,不悱不启”的作用。机锋对于问答上的运用,有时是说非成是,说是成非,有时是称许,有时是否定,从无一个定法可循,但无论如何,它的目的,在于考核学人的见地与实证的工夫,以及引起他的怀疑,自参自悟自肯的作用。因此禅宗宗师们的机锋、转语,往往有迥出意表,非义所思,甚至妙语解颐,隽永无穷的机锋作略,虽然如此,这些机锋、转语,不是早已宿构在胸,都是临机对答,语语从天真中流露;机锋的运用,都在当时现场的一语、一默、一动作之间的表示,并非学习禅宗的人,要随时随地醉心在机锋妙语之间。明、清以后,禅宗衰落,往往有些冒充禅师的传法,事先宿构成四言八旬,似韵文非韵文的机锋偈语,以当传法的法宝,甚至有请人预先作好,宣诵一番,也便记成语录,传之后世,好名之甚,及于方外,非常可叹。不过现在学习禅学的人,都把机锋、转语的妙用,当作禅学的中心,甚之,讲讲古代禅师们的公案、机锋,便以此表示禅学的精要,尽在是矣!岂不更有遗憾吗?宋代雪窦重显禅师,对于学禅著禅的人,早已有诗斥责,如云:

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瞥见便生擒。可怜猎犬无灵性,只向枯桩境里寻。

又云:

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竞头看。可怜多少垂钩者,随例茫茫失钓竿。

又云:

玉转珠回佛祖言,精通犹是污心田。老卢只解长舂米,何得风流万古传(云门,是宋代云门文偃禅师的别号。老卢,是指六祖俗家的姓氏)。

例一(这是一则平实的机锋):

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马祖,问: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师即大悟。唐贞元中,居于大梅山勤县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隐,时盐官(禅师名)会下一僧入山采柱杖,迷路至庵所,问曰:和尚住此山来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说似盐官,盐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请师出,师有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马祖闻师住山,又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祖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道:即心是佛,我便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

例二(这是一则无言之教,折伏学人见地不到家,两个大师教授法不谋而合的机锋):

邓隐峰辞马祖,师曰:何处去?曰:石头去(石头乃与马祖同学,希迁禅师的别号)。师曰:石头路滑。邓对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杖)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师。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依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回举似师。师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例三(这是一则随机诱导的机锋):

李翱初见药山佛师,时任朗州刺史。李初向师玄化,屡请不赴,乃躬谒师,师执经卷不顾。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偏急,乃曰:见面不如闻名。拂袖便出。师曰:太守何得贵耳而贱目?李回拱谢,问曰: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李曰:不会!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礼,述偈赞之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李又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李罔测玄旨。师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李后又赠诗云: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宋相张商英参禅悟得后,作李翱见药山公案颂古云:云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以上所举三例,藉以说明禅宗宗师们机锋的作风,其他多不胜举,暂且不列,总之,机锋是宗师们的方便说法,是一种机会教育的教授法,并不是禅的宗旨和目的,这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活用法门,并非究竟的道理,如有学禅的人,专以机锋转语为事,那就是错把鸡毛当令箭的笑话了。

(3)棒喝:讲到禅宗,往往使人联想到棒喝,好像禅宗与棒喝,是不可或分的事一样,其实,棒喝只是禅宗宗师们教授法运用的一种,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礼记》教学精神的意义,中国上古,教用朴教,演变而为夏楚。中国佛教自有禅宗的发扬光大以后,经过马祖、百丈的改制,创立共同生活,集体修行的禅门丛林制度以来,凡是真有见地,真有修持的名师大匠的宗师们,他的会下往往聚居数百众至千众不等,所谓“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人多事杂的现象,就自然而然的必有其事了。因此,唐、宋时代几位大师们,喜欢手持禅杖,作为领众的威信象征,在必要时,也可用它作夏楚的用途,等于四五十年前的学校老师们,还有手拿“戒方”的风气。其实,禅师们的棒,不是用来时常打人的,只在研讨问题的时候,有时轻轻表示一番,作为赏罚的象征,后世的宗门,以及学禅的人,若是在老师那里碰了钉子,受了批驳,都叫它做“吃棒”,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碰钉子,难道真有一枚钉子给你碰吗?所谓“喝”,便是大声的一叱,表示实罚的意思,和“棒”的作用是一样的。禅宗的“棒喝”,是由于德山宣鉴禅师喜欢用“棒”,临济义玄禅师喜欢用“喝”,因此后世禅宗便有“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风雅典故的流传了。

总之,棒喝是教授法的运用,包括有赏,有罚,乃至不赏不罚,轻松的一棒,后来宗门,已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所见前辈的宗师们,有时认为你知见有错,但只对你一笑,不加可否,或者,便闭目趺坐,默默不答,这就是棒喝的遗风,过去我们碰到这种情形,自己再加反省,知道错了,便叫它做棒。这是一种最难运用的教学法,如果不是真正具备高才大德的宗师,实在无法施展,所以在盛唐的时代,黄檗禅师便说:“大唐国内无禅师!”有人问他现在到处都有禅宗的宗师,怎么说无禅师哪?黄檗便说:“不道无禅,只道无师”而已,因此他的得意弟子义玄禅师,就是后来开创临济宗的祖师,便说出一个作禅宗宗师的才德和条件,如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已前,撩起便行,犹较些子。”临济又有对于棒喝的说明,如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问:如何是人境俱夺?师曰:并汾绝信,独处一方。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又有云:“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

3.研读禅宗典籍的重点

除了以上所说的公案、机锋、棒喝是属于禅宗教授法的范围,虽然必须要知道,而且要彻底了解它的作用所在,和当时当事人所得的情况以外,但决不可以拿它作为禅宗的究竟宗旨和目的来看。如要真正了解禅宗的传心法要,特别须要注意语录中的上堂法语(就是上课讲话)、示众(公开讲学)、小参、晚参(临时讨论)等法要,那才比较是踏实的禅学。但是要读这些书,自己必先具备有儒、佛、道三家基本学识的基础,尤其对于佛学,不能毫无所知便去读它,那必会使你如“蚊子咬铁牛”,永远没有下嘴处。

例一:

百丈禅师上堂:“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又云:“一切言教,只是治病。为病不同,药亦不同。所以有时说有佛,有时说无佛。实语治病。病若得瘥,个个是虚妄语。实语是虚妄语生见故,虚妄是实语断众生颠倒故。为病是虚妄,只有虚妄药相治。”

例二:

洞山禅师上堂:“还有不报四恩(佛恩、师恩、国恩、父母恩)三有(欲、色、无色)者么?众无对。又曰:若不体此意,何超始终之患,直须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常无间断,始得相应,直须努力,莫闲过日。”

除了简举以上上堂法语的两例以外,因资料太多而不提,至若大禅师们的专著,以及酬答的信札,都是很好的禅学资料,如果舍此而不用,单提公案、机锋以概谈禅学,那是背道而驰的事,千万不可以此误人,真是罪过不浅。总之,无论是宗教或哲学、教育、学问、著作的真正目的,是在给予别人以安身立命,与立身处世的正确目标,并不是只为一己的虚誉,故意撮取标新立异,言人所不懂的便自鸣高了。

4.必须具备禅学与文学的素养

禅宗固然是中国佛教的中国佛学的特色,但从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整个佛学的体系而言,它的基本宗旨,与最高的目的,并非因与中国文化融会以后,就根本推翻了释迦佛教的主旨,只是在教授法的方式,与表达最高真谛的言辞与方法,产生一种中国文化特出的姿态,而且渗合借用儒、道两家学术思想的名言和作风而已。因此研究禅学,若不全面了解佛学大小乘的学理,遍览经、律、论三藏的经典,明白中国各宗佛学的大义,以及不通佛教修行求证定慧的方法与工夫,只取禅宗的机趣而言,必然不能触及其中心的宗旨与道果,至少,会落在愈走愈偏,愈学愈仄的情况。况且现代印度瑜伽术等类似禅定的工夫,已经普遍展开,在世界各国传布,如果讲禅宗毫无实际的修证经验,恐将被人唾弃,认为是清谈欺世的谎言而已。倘是一个立心学禅的学人,应抱“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确乎而不可拔”的宗旨,决不要因为举世谈禅我亦谈,不肯真诚向学,只图“曲学阿世”,以博取一时的虚誉,那就于人于己,都有莫大的损失了。总之,千万不要忘记,禅宗以证取涅槃妙心,了脱生死而超然于物外为主旨,岂可离了佛学的教理,而徒托空言而已。

其次,我们要研读唐、宋以来的禅宗典籍,如果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相当修养,那就会如古代禅师们所说“咬铁馒头”相似,就有无法下嘴的可能,尤其自中唐到宋、明、清的禅学,更进一步已与中国文学结了不解之缘,随处与诗、词、歌、赋等文学会流,倘使从纯粹的白话国语文学入手,恐怕极难了解其究竟。况且以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自魏晋六朝以后,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韵联,无一不与禅境有息息相关之妙,所以要全面了解禅学的精神,必须对佛学与中国文学,具有相当的基本修养。有些人又说:禅宗的六祖慧能,本来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并不需要了解佛学与文学,岂不同样悟道而成佛作祖吗?诚然!但在六祖前后,又有多少慧能?本来佛法与禅悟,是属于智慧的造诣,聪明才智,到此一无用处,然而具备真智慧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如果动辄以六祖自比,早已失其谦虚之德,已经充满了骄慢之情,那与禅宗的宗旨,适己背道而驰了。何况释迦说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却在他说过无数的经典以后,才提出这个扫荡执著文字名相的家风,他并非根本就不用文字而直截了当地立此宗旨,这点须要特别注意。总之,佛法与禅宗,都是因时因地适变的教学方法,凡是真智慧人的作为,成功各有千秋,大可不必刻舟求剑,致有回首茫然的结果;不过为学为道,必须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做去,先求人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否则,浪费一生学力,那就太可惜了!

例一(这是例举禅宗与中国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公案机缘):

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泊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日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唐宋佛教称讲佛经的法师为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进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众,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梭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者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山乃散众,束装直追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什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挠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梵文译音,乃教授法师之意,一般用作代表和尚的称呼。)山乃回首,师竖起挠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例二:

洛浦山元安禅师,初从临济,机缘不契,辞师他去。临济曰:“临济门下,有个赤梢鲤鱼,摇头摆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谁家齑瓮里淹杀。”师游历罢,直往夹山卓庵,经年不访夹山。山乃修书,令僧驰往。师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无对。师便打。曰:“归去举似和尚。”僧回举似,夹山曰:“者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夹山却令人伺师出庵,便与烧却。越三日,师果出庵,来人报曰:“庵中火起。”师亦不顾。直到夹山,不礼拜,乃当面又手而立,山曰:“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师曰:“自远趋风,请师一接。”山曰:“目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师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勿勿,云月是同,溪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阇黎,争教无舌人解语?”师住思,山便打,因兹服膺。一日,问山:“佛魔不到处,如何体会?”山曰:“烛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又问:“朝阳已升,夜月不现时如何?”山曰:“龙衔海珠,游鱼不顾。”师于言下大悟。山将示灭,垂语曰:“石头一枝,看看即灭矣!”师曰:“不然。”山曰:“何也?”师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坠矣!”

例三(出入于文学境界的禅语):

懒残禅师有歌曰:“兀然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直心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去,未来犹莫算。兀然无事坐,何曾有人唤。向外觅工夫,总是痴顽汉。粮不畜一粒,送饭但知馽(读如窜音,宁绍人呼吃饭叫馽饭)。世人多事人,相趁浑不及。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挎。多言复多语,由来反相误。若欲度众生,无过且自度。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妙性及灵台,何须受薰炼。心是无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动,个中无改变。无事本无事,何须读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个中意。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举头见日高,吃饭从头扌聿。将功用功,展转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只用心传。更有一语,无过直与。细如毫末,大无方所。本自圆成,不劳机抒。世事悠悠,不如山邱。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例四(游戏于浪漫文学境界的禅语):

酒仙遇贤禅师偈曰:“绿水红桃花,前街后巷走百余遭。张三也识我,李四也识我,识我不识我,两个拳头那个大,两个之中一个大,曾把虚空一戮破,摩挲令教却恁么,拈取须弥枕头卧,扬子江浪头最深,行人到此尽沈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金斝又闻泛,玉山还报颓,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贵买朱砂画月,算来枉用工夫,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泥人再三叮嘱,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长伸两脚眠一寤,醒来天地还依旧,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篱捞取西北风,生在阎浮世界,人情几多爱恶,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后却产娑婆,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酤。”。

 

(五)禅宗的中心及其目的

通过上来两节分题所讲“佛学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因缘”,与“佛学内容简介”,以及这次所讲禅宗几项重点的讨论,大概已可了解禅宗乃是佛学的心法,而佛学的主旨,注重在修行求证,并不是纯粹空谈理论的思想问题。无论原始大小乘的佛学,以及中国佛教各宗的创建,都是以禅定修持为其求证的骨干,所谓涅槃、性空、真如、妙有的教理极则,以及达成圆满佛果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四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三明(宿命、天眼、漏尽)以及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与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理念与实证,一律都从禅定入手而达到般若智慧的证验,然后完成圆满的解脱道果。禅宗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再度演变而成中国文化方式的宗派,但只在教授方法,与文字语言方面,逐渐演变佛学的教理,而改用平凡语白的说话、与平民文学的境界,表达其高深的玄理,至于它的中心与目的,仍然不离佛学原始的要求。换言之,禅宗的中心,虽然不是禅定,但仍然不离以禅定修行求证的方法为基础。禅宗的目的,虽然不是着重离尘遁世,逃避生死的小乘隐退,但仍然不离升华生死,要求心的出世自在,而作入世救众生的行径。虽然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也有采用呵佛骂祖的教授方法,用来破除固执盲目信仰的宗教性,高唱佛是“乾矢撅”等名言,但他仍然标榜以达到不是成佛,只是完成一个“超格凡夫”,或“了无一事的闲道人”等为目的。其实,这些作用,都是为了变更经常含有过分宗教色彩如佛菩萨等的佛号,而代之以最通俗明白的观念而已,所谓“超格”,所谓“闲人”,并非等闲易学的事。试想:既然身为一个凡夫,却要在凡夫群中,超越到没有常格可比;既然是一个人生,却要“无心于事,无事于心”,做到“空诸所有”,不是“实诸所无”的悠闲自在,那岂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蹴而就的吗?倘使真能到达如此地步,纵使不称他为佛,而叫他任何其他虚名,在他自然都无所谓了,犹如庄子所说或牛或马,一任人呼,又有何不可呢?我们若了解禅宗的中心与目的以后,就可明白唐、宋以来禅宗宗师们所标示的了生死、求解脱,是如何一回事了!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以及参话头”等学禅入手方法的作用,也同时可以了然于心了!现在为了进一步明白禅宗这个中心与目的的演变,便须要知道中国佛学史的演进。当东汉末期,佛学传入中国的先锋,并不是学理的灌输,最初佛学进入中国的前奏,第一,是印度梵僧们用超乎平常所知而神乎其事的神通表现,第二,是教导修习小乘禅定的修行方法。由于这两个佛学输入的先锋前奏,恰当秦、汉以来中国道家方士,发明种种修行方法,冀求升华人生而进入神仙境界的鼎盛时期,所以一经接触佛法中禅定与神通的证验,便自然而然的彼此观摹研究。甚之,倾心禅定以求神通,一变战国以来,利用外药金丹的修炼,与两汉以后,以锻炼精神魂魄的修炼方向,从此,跟踪而来的,便是佛学思想学术的源源输入,更加充实禅定修证的理论基础,所以有魏、晋、南北朝佛教高僧大德们,修行实验的种种成果。因此才又产生佛教各宗禅观的修法,与天台宗止观禅定法门等的建立,可惜一般研究佛教史与佛学史者,因为本身并没有亲证佛学的真实经验,不敢碰触这些史实,甚至反咬一口,认为这些都是与佛学学理思想毫不相干的虚言,才使佛学的真正意义,与禅学的真实目的,完全变了本质。

然则,禅宗何以又在隋、唐以后,排斥禅定,只重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的见地呢?这便须要了解禅宗一脉所标榜负担的任务了!我们须知号称为教外别传的禅宗,它的目的,是为传授佛法心要真修实证的见地,并不以禅定或神通为标榜。因为禅定是佛法与世间各宗教、各哲学学派,甚至一般普通习静人的共法,并不是佛法特创的不共法(有关禅定修证的简要次序,已经在前面佛学内容中讲过,不再赘述)。神通的境界,也都是由于从心理生理入手,加以严格的禅定方法锻炼而成,是把人类与众生身心性命的本能效用,发挥到最大与极限的功能,因此便知纵使修炼禅定的工夫,得到神通的境界,仍然没有离开心意识的作用。

既然禅定神通,都是唯心所造,可以由心意识达到的境界,那么,就是有了禅定神通的成就,自己仍然不能明白这个能够使你得禅定,能够使你起神通作用的基本功能的心,它究竟是何相状?它究竟来从何来?去向何去?它的本体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那岂不是仍然是一个不知宇宙人生究竟的糊涂人吗?所以《楞伽经》上便说这些境界,仍然不离唯识的变相,《楞严经》上更加明白地说:“现前纵得九次第定,仍为法尘分别影事”而已。宋代由神仙道家而参禅的张紫阳真人也说:“顶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倘使是一个真正学佛参禅的人,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禅定修持,连普通平心静气的心性修养工夫,也未到达,就冒然要求,或自认为已得言下顿悟的禅道,那便是非愚即狂,恐怕距离禅道尚远吧!假定这样便自信为禅学的真实,至少在我个人而言,实在是个世间最愚蠢的笨人,几十年的求学求证的工夫,都是冤枉的浪费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总之,禅宗的中心与目的,已如以上所讲,略作说明,关于真实禅宗的途径,归纳起来,便有工夫与见地的两种条件,犹如鸟的两翼,车的双轮,是缺一不可的事实,现在让我们举出初唐之际禅宗大师们,有关修持禅定的工夫,与见性悟道的见地吧!

例一(原文的大意):

江西道一禅师,汉州(四川)什郊县人,姓马氏,故俗称马祖(不是闽中的妈祖,千万不要错会),或称马大师。唐开元中,习定于衡岳(湖南)。那时禅宗大祖的得法大弟子南岳山怀让禅师,知道他是佛法的大器,便去问他说:大德(佛家对人的尊称)坐禅,冀图个什么?马祖便说:欲求作佛?怀让禅师(以下简称师)乃拿了一块砖,日日在他坐禅的庵前去磨,(注意,这便是禅宗的教育法。)马祖有一天问师,你磨砖作什么?师曰:磨作镜。马祖曰:磨砖岂得成镜?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马祖听了,便发生疑问了?就问:如何才是?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车比身)打牛即是?(牛比心)马祖被他问得无法可对,(并不是马祖答不出这个问题,他正在明白此中譬喻之理,反究自心。)师又曰:你学坐禅?或是学作佛?若学坐禅,禅不在坐卧之间。若学坐佛,佛并非有个定相,本来是无住的法门,其中不应该有个取舍之心。你若认为打坐是佛,等于杀佛。你若执着长坐不动的定相便是佛法,实在未明其理。

马祖听后,就如喝了甘露醍醐一样清凉畅快,便向师礼拜,再问:那么!如何用心?才合于无相三昧(译为正受)?师曰:你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如天降雨露,你的因缘凑合了,自然应当见道。马祖又问:道,并非有色相可见,怎样才能见呢?师曰:心地的法眼,自能见道,无相三昧,也便是这个道理。马祖又说:这个有成有坏吗?师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就并非道了,我说个偈语给你吧!“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马祖听了师的开示而悟入,心意便超然解脱。从此便追随怀让大师,侍奉九年,日日进步而透彻佛学心法的堂奥。

我们讲了马祖道一大师悟道机缘的公案以后,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禅宗的法门,是否需要禅定工夫的关键了!可是不要忘记,中国唐代禅宗的文化,是由马大师手里才大事弘开,他是划时代的人物,不是泛泛可比。但也不要忽略他在未悟以前,确已做过一段长时间禅定的苦行工夫,才能接受南岳怀让大师的片言开解之下,顿然而悟,但是他在悟后,还复依止侍奉其师九年,随时锻炼所悟的道果,才能透彻玄奥。我们自问其才其德,有过马大师的吗?岂可妄说言下顿悟的禅,便是如此这般的容易吗?总之,学问德业,必须在于操持行履之际,笃实履践,尤其学禅宗,更是如此,决非轻掉骄狂,便可妄求易得,希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要深深懂得天下凡事,决不是用躁率轻忽的心情可以做到的。

例二:

牛头山法融禅师,年十九,学通经史,寻阅《大般若经》,晓透真空。忽一日叹曰:“儒家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观,出世舟航。”遂隐茅山,投师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花之异。唐贞观中,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遥观气象,知彼山有异人,乃躬自寻访。问寺僧:“此间有道人否?”(注意,他问出家的和尚,问此地有修道的人吗?这等于俗话说的,指着和尚骂秃贼一样的无理。因为出家人,当然是为了修道才出家的吗!由此可见禅宗的大师们。是如何的方正不阿,所以才处处遭世所忌。)曰:“出家儿那个不是道人?”四祖曰:“啊!那个是道人?”僧无对。别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懒融,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祖遂入山,见师端坐自若,曾无所顾。祖问曰:“在此作什么?”师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师无对,便起作礼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师曰:“还识道信禅师否?”祖曰:“何以问他?”师曰:“响德滋久,冀一礼偈。”祖曰:“道信禅师,贫道是也。”师曰:“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访,莫更有宴息之处否。”师指后面曰:“别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绕庵惟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怖势。师曰:“犹有者个在?”祖曰:“者个是什么?”师无语。少选。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师睹之竦然。祖曰:“犹有者个在?”师未晓,乃稽首请说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现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师曰:“既不许作现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元化。”住后,法席之盛拟黄梅。唐永徽中,徒众乏粮,师往丹阳缘化,去山八十里,躬负一石八斗,朝往暮还,供僧三百,二时不厥。三年,邑宰萧元善请于建初寺,讲《大般苦经》,听者云集。

由以上所提出牛头山法融禅师悟道机缘的举例,就可明了禅宗所谓明心见性,关于见地的重要。当法融禅师独自居住牛头山修习禅定的时候,已经得到忘去机心,忘去物我的境界,所以才有百鸟衔花的异事。这就如列子所说,海上有一个人,天天与一群鸥鸟做朋友,因为他没有机心,没有戕害生物的观念,已经忘机到了不知有鸟,更不知鸟是鸟,我是我的程度,所以天天与群鸥相押。后来有人看了这种情形,叫他顺便抓几个鸥鸟回来,他听了这话,动了机心,便准备去抓鸥鸟,结果呢!鸟儿一看到他,便先飞了。由此可知法融禅师的禅定修养,不但已达忘机忘我的境界,而且还具有慈爱物命的功德,与深厚的禅定工夫了!所以四祖道信大师说他一切皆已具备,只欠一悟而已。可是在他悟道以后,反而孜孜为人,为了一般从学的群众,亲自到山下去化缘,背米来给大家吃,再也不会有百鸟衔花,或者来个鬼神与他护法送米了!这个道理,这个关键,便是沉迷在玄秘之学的人,最好研究的考题,我们暂时不为他下注解。其次,当四祖道信大师与他到了后山,看见一群虎狼,四祖便举起手来,有恐怖的表情,因此法融禅师便起了怀疑,问他:你是悟道的人,还有这个恐怖虎狼的心理存在吗?四祖当下就反问他:你说,这个会起恐怖的是什么?如果法融若答他说是心。心在哪里?它又是什么形状?它又从哪里来?哪里去?死后还存在吗?未生以前又如何?一定还有连串的问题提出,追问下去。可是法融禅师没有下文,四祖也便不说什么了!于是四祖要抓机会,要造个机缘来对他施以教育,所以便在法融平常打坐的大石上,先写了一个佛字,自己便一屁股坐下来,这种举动,在一个虔诚信仰的佛教徒,而为此出家入山学佛的法融看来,实在是大逆不敬的大事,所以他便悚然动心,非常怀疑这个自称为禅宗四祖的道信大师。四祖早已料到他有此一举,所以便问他说:你还有这个悚然动容,崇拜偶像的观念,而不知真佛何在的心理吗?这也就是四祖借用机会教育,使他明白你以前问我的,“还有这个恐怖心吗?”与我现在问你的,“还有这个悚然的心理吗?”都是此心作用的变相,乃至喜、怒、哀,乐、及种种心理生理的变相,统统都是此心的作用;你如不明白这个心性本源的体相,那你所学的都是心外驰求,毫无是处,只是随物理环境而转变的心的假相作用而已。因此法融知道自己错了,便请教法要,所以才引出四祖一段长篇大论的大道理,明白告诉他修行心地的法要。(原文已如上述,恕我不必多作注解,只要细心去读,自然就会明白,多说,反如画蛇添足了。)可是后来四祖仍然叫法融禅师住山静修,经过长期的锻炼,他才以超然物外的心情,下山为世人而实行其教化的工作,他再也不是懒融了,而且是那样的辛劳勤苦,完全为了别人而活着。由此可知,我们现代的青年,生当国家世界多难的时代,如想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没有高度的修养,以出世的胸襟,做入世的事业,就当然会被现实所困,流于胸襟狭隘,私欲烦恼丛生的陷阱了!对不起你们,我不是负责说教,只是讲到这里,说顺了嘴,顺便提醒大家的注意吧了!

例三:

福州长庆慧棱禅师,往来雪峰、玄沙(两位禅宗大师)二十年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看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抬起拂子劈口打。”峰举谓玄沙曰:“此子彻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识著述,更须勘过始得。”至晚,众僧上来问讯,峰谓师曰:“备头陀未肯汝在,汝实有正悟,对众举来。”师又颂曰:“万象之中独露身,唯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峰乃顾沙曰:“不可更是意识著述?”

例四:

福州灵云志勤禅师。本州长溪人,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山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

由于以上第三、第四两个举例,可见禅宗的悟道,是注重禅定的修证工夫,与见道的见地并重的,长庆慧棱禅师在二十年间,坐破七个蒲团,还不明白此事,悟道以后,又经过雪峰、玄沙两位大师的严勘,才得稳当。现在学禅的人,还没有坐破一张草席,便说已悟,恐怕难有这样便宜吧!又如灵云禅师的见桃花而悟道,看来非常轻松有趣,而且是富于文学的境界,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他的自述所说“三十年来寻剑客”的辛苦工夫啊!如果认为古人一见桃花梅花,便轻易地悟了道,大家在生命的过程中,见过多少次的好花,又怎么不悟呢,倘使谈者,解释为灵云一见到桃花,就悟到生机活泼泼的道理,这样便算是禅,那你见到了吃饭,更有生机活泼泼的作用,应该悟道早已多时了;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发现震动世界的科学定律,试想古往今来,多少人天天吃苹果,并无新的发现,只有变粪的成分,便可由此而知看桃花而悟道,并非诸公的境界吧!

此外经常有人提到禅宗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与见山见水的公案,不妨在此再加一番讨论。这个公案,系出于宋代,吉州(江西)青山惟政禅师的上堂法语,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佛家称明师日善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者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代表黑白分明)得出,许汝亲见老僧。”因为禅宗有了这段公案的流传,所以后世学样与现在国内外谈样的人,便拿它做为参禅的把柄,有人说这就代表了禅宗的三关之说;也有人说,必须做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工夫以后,再翻一个身,仍然达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便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其实,这些所说,毕竟还是影响之谈,似是而非的见解,第一须要明了这是惟政样师一个人用功的经验谈,至于惟政禅师本人,究竟是否已经大彻大悟,你先不能凭空架造,就代他作主观的确定,他第一阶段所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当然代表了所有的人们,在未学禅道以前,都是如此,看山河大地,物理世界的种种人物环境,历历分明,并不须要加以解释。第二阶段所说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倒是百分之百,的的确确是真实用过禅定工夫的境界;如果是一个真正用过禅定工夫,而且方法与修证程序,以及身心内外的操持行履,丝毫不错,久而久之,便会使身心气质,大起变化;于是两眼神光充足,神凝气聚,目前亲眼所看到山河大地等等的物质世界,自然而然的都像在开眼作白日梦一样,犹如一片浮光掠影,觉得这个物理世界的一切,都是梦幻般存在,并不真实,看人也好像只是一个机械的作用一样。不管学禅或修道的人,许多人到了如此地步,便认为是真道,实际这种境界,与道毫不相干,这是因为身心在静定的工夫中久了,心力与生理的本能,消耗减少了,精力充沛了,致使头脑神经系统起了类似充电的变化,于是看去面前的万物景象,犹如恍恍惚惚,并无实质的感觉。例如一个大病以后虚弱的身体,或者将死之际,视力涣散的情形相似(当然啰!我举例所说的病情与死亡前的现象,并非就是代表修习禅定的人见山见水不是山水的境界,只是相似的比方,一是因病因死而有,一是因精神与生命活力充沛而生,并非完全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这种现象,只是生理器官的感觉不同,能够使你生起这种感觉知觉的,还是你的意识思谁的作用,如果你认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便是参禅修道的好景象,那还马马虎虎可以,倘使认为这个便是道,那你还不如吃一粒L.S.D.的幻想药,或者吃不过量的安眠药,岂不也有相同之妙吗?你能说这便是道吗?现在国内外许多参禅与谈禅的人,每每提到这事,所以不能不加以说明,以免误入歧途,平白地陷害了一个有用之身。至于推政禅师第三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一说,当然是表示他已进一步的禅境,所以他自己说得个休歇之处;倘使单凭这几句话,就算是大彻大悟,那你不如放心去睡一大觉,起来一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岂不更来得直截了当而痛快吗?所以读禅宗的典籍与公案,实在不太容易,千万不要被断章取义蒙混过去,必须要亲自求证一番,方知究竟,如果我们把这一段专指用工夫的公案补充完善,那便需要引用一句唐代南泉禅师的话:“有人看目前一株花,如梦中相似”,才可以接近禅宗末后撒手的工夫,总之,这一则公案,还是只对禅宗工夫方面而言,并不完全关于悟道的见地。

1.禅的目的与涅磐

禅宗的宗旨,正如释迦牟尼自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所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云云,因此而知它在中国佛教中,本来便是秉承释迦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旨所成的宗派,它与所有佛教各宗传承佛学的作法,显然是有不同的特点。如要研究禅宗,首先须得了解释迦一生说法四十九年,他的教法究竟是什么?从大处而言,我们都知道他遗教的经典,综合起来,有三藏(经、律、论)十二部(一切经分为十二种类之后,据《智度论》卷三十三所说:一、契经。二重颂。三、讽诵。四、因缘。五、本事。六、本生。七、阿毗达摩,此译未曾有,或无比法。八、譬喻。九、论议。十、自说。十一、方广。十二、授记。此十二部中契经与重颂及讽颂三者,为经文上之体裁。余九部从其经文所载之别事而立名。)然而无论它是大乘或小乘的所有教法,只在方法上和程度上,略有授受的深浅不同而已,而它所要求达到解脱与涅槃的果位和目的,并无二致,换言之:涅槃果然也有大小乘的差别,大乘的无余涅槃,和小乘的有余涅槃在最高求证的见地上,和理论的极则上,显然是有程度深浅的不同,然而它趣向涅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涅槃,是佛学的专有名称,它是代表宇宙万有与众生生命的身心总体,在它万机未动之初,身(生理)心(心理意识状态)一念不生的原始寂默情状中,它是寂然不动,超越形而上的体段,所以佛学为了形容它的绝对待、无形相、无扰动、无境界的境界,另行命名它是寂灭的情况;为了引申涅槃寂灭的功能,并非空寂如万物死亡的断灭,所以又说它是圆明清净的大觉。它以无相状之相,是其实相,所以它是超越思想意识,不是言语、文字、理论可以尽其极致的微妙法门,这是佛学全部教法中的一只正眼,也是所有佛教学理包藏的真正目的。那么,要求证得涅槃的入门方法,在人而言人,除了即从这个现成的身心着手以外,并无其他的妙法。而以这个身心的根本功能来说,生理和心理意识所有的作用,都是涅槃妙心的功能,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哲学、科学所要追求宇宙人生最后最高的目的;也就是要求证到这个。我们姑且借用哲学的名词来说,它就是宇宙万有和人生性命的形而上的本体,无论从哪个立场,哪个角度,命名它为佛、为天、为主、为上帝、为神、为道、为物、为心,以及加以种种的形容,取予种种的名称,无非是指这个。它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便变成神化;它套上哲学的形相,便变为理念;它登上科学的宝座,便成为功能,但是无论如何去说明它,解释它,毕竟还不是这个的真正面目,因为只要一落言语文字的作用中,它便在意识思想的范围里打转,而意识思想所发生言语文字的知识作用,它的本身就是互相对待,交互变化所形成,并非绝对不变的真实。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所有大众,都默然不语,不识他的宗旨所在,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便说我有这个法门,“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与摩诃迦叶”,这就成为禅宗开始教外别传的公案了。实际上,教是理,教外别传是“即此理,即此事”,也便是“事理双融”直截了当的果实。花开花落,无非涅槃妙心,天机自在活泼泼的妙用,拈花者是谁?花是谁?能拈者是什么?所抬者是花?非花?是花在微笑?是迦叶在微笑?微笑者是谁?谁在微笑?迦叶在笑花的微笑?或是笑释迦拈花在多此一举?或者花在微笑释迦多此一拈?迦叶多此一笑?或为全是?或为全非?或为此中无是无非,花便是花?拈花便是拈花?微笑便是微笑?此中大有“鸢飞于天,鱼跃于渊”的气象?或为“瞻彼淇澳、箓竹猗猗”的境界?大有问题,或毫无问题,真是一番绝妙的作略与课题,然而它是那样的轻松,这样的平实。

由释迦的一拈花,迦叶的微笑开始,把释迦过去所有说法传心庄严肃穆的压力,一扫而空。犹如使人行遍千山万水,去找一个归宿,经历苍茫无涯的途程,最后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处,忽然冲破一层薄如轻纱的迷雾,眼前一片平坦,草长莺飞,鸟啼花笑,无限生机,都来心头眼底,此时找到了身心性命的生命真实面目,别有会心,付之嫣然一笑。正如玄奘大师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滋味,迥非局外人可得想象而知,这真是涅槃妙心,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决非意识思议可及。到了中国以后,从达摩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在片言指示之下,便使二祖慧可得到安心法门之后,经百余年间,五传而到六祖慧能,开展盛唐禅宗的规模,此后禅宗的教法,如马祖道一禅师等人以次,大如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作略;或扬眉瞬目,或一棒一喝,或竖一指,或吹布毛,或见桃花而悟道,或闻钟声而彻悟,大多都在平常日用之间,最平实的生活机趣里面,而彻悟到最奇特幽玄的妙谛,所谓言下顿悟,所谓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法门,就如此简便而已。

然而禅宗号称为佛法的中心,它教外别传的法门,既是如此的简便,那么,释迦一生的言教,以及印度与中国历代祖师,和高僧大德们的穷研“教、理、行、果”,以求“信、解、行、证”,而达到“闻、思、修、慧”的持戒、修定、证慧等学的努力,难道都是白费?都是骗人的玩意吗?其实不然,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只是对全般教理求得实证的教授法而言,并非在所有的教理以外,另有一个秘密心印的传授。无论是佛法与佛学范围以内的教理,或为教理以外的别传,它的真正目的,都在求证身心性命的根元。所谓心性本自圆成具足的涅槃之果,凡教理上说心,说性,号称真如、与如来藏性等等的名辞,都是指此而言而已。换言之,佛法所谓涅槃妙心的心,并非是指这个人我意识思维分别作用的心,它所谓心,所谓性,都是指宇宙同根,万物一体的真如全体的妙心,古人讲说佛理,与翻译佛学的时候,因为文字辞汇不敷应用,往往把它所指宇宙万有人我同体的中心,便用这个通常的心字来作代表;但把意识思维分别作用的心理的心、也用这个心字来作代表,所以便使后世研究佛学的人,认为这个思维意识的心,便是佛说的涅槃妙心的内涵,那就大有出入了。可是这个思维意识的心,当然也不外是宇宙万有,心物一如的真如妙心的一种机用,那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禅宗流传到晚唐、五代、宋元之间,法久弊生,渐渐紊乱,便有许多人把它和意识思维的作用,混淆不清,视为即此心理意识的心,就是禅宗所指的心地法门了。其中最大的变化,约有两路发展:(1)形成宋、元以后参禅的禅宗风气:使原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重新与小乘禅观,以及采取禅那思维修为主的禅定合一,认为求证到心境专一,一心不乱的止静寂定的境界,便是禅宗的入手工夫,由此而产生禅宗的教法,以禅定静坐为主的“参话头”、“作工夫”,或以默照(沉默)澄心等,便是禅的道理。(2)演变成儒学佛化的宋代理学:由心性本自具足圆成的理论,了解离尘出世游于方之外者,与人世利生,实行大乘菩萨济世之道,而此心性本然,都自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于是儒、佛学理辗转交融,偏向入世,形成宋儒理学的门庭,现在我们就此禅宗在宋、元以后两路发展的大势,稍作说明。

2.宋元以后注重参禅的禅风

参话头方法的兴起及其功用:中国的禅宗,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原始方法,经盛唐到五代之间,五宗宗派兴盛以来,再变为应机施教,在目前平实的一机一境上,指物传心的教授法以后,到了宋末元初之间,流弊所及,大多数便执着身心现前的境界,当作禅机,落于案臼,不知如夹山禅师所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的警语。因此,明眼宗师,如:大慧宗杲、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禅师等人,一再转变方法,便以提倡“参话头”的法门,作为禅宗的教授方法。从此经元、明、清以来,一提到禅宗的修法,因袭相沿,成为习惯,大多都以“参话头”、“起疑情”、“透三关”之说,为禅宗的不二法门,遂使禅宗在修为的流弊上,走向默照(沉思静默)、止静的境界,成为唯一的方法。古人所谓:“试扣禅关,遍参丛席,误了几多年少!”“积雪为粮,磨砖做镜、多少到头空老!”“谁识得绝想崖前,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便是这个流弊所生的结果,现在就“参话头”等方法上,作概略的介绍与简论,以便大家明白后世禅宗演变成今天没落局面的原因:

(1)参话头与止观、禅那的关系:“话头”,用现代语的名辞来说,等于是“问题”或“疑问”等综合观念的涵意。但它和“问题”或“疑问”一辞,又有不同的性质,因为我们内心发生某一个问题时,就会运用脑神经的功能,可以漫无限止的去思维、观察、审辨、联想、推测、分析,一直到直认为已得答案,自认为得到满足;或者根本无法解决,保留它,或转入另一思想范围,变成另一情绪一一喜、怒、哀、乐的情况“话头”,不是这样的,话头是一问题,但在话头上加一参字,叫做“参话头“,那便和普通有怀疑的问题,有不同的作用了。“话头”,当然是一个问题,古人叫它作话头,因为古人把意识思想的思维作用,与言语的关系,不分内外,都做为是一句话来看。例如现代江南一带流行的言语,如上海土话,要问人“你有什么问题?”或“你有什么事?”便说“有啥话头?”所以当任何一个思维意识起了作用的时候,便是一句话的开始。但是任何一句话,一个思维初动之时的动机,它从哪里来?过后又到哪里去?这种动念思维,和有问题本身的来源和去处,便是一个大问题。要找这个动念思维有问题本身的开端,便是“话头”,它是一句话,一个问题的开端,“参话头”也就是参究这句话的来源和根源的方法,所谓参,包括有研究、揣摩、体会、观察、观照、静虑等等的综合作用。中国古人首先提出这个“参”字的用功方法的,是东汉的魏伯阳,他在修道与明白觉悟道的原理上,便提出“参”的一字方法。唐、宋以后的禅宗,是否是借用它的,或是偶合,因为资料的不足,不敢武断而定。禅宗既有参究一法的形成,到了明、清以后的禅宗,变本加厉,往往把“参话头”,叫做“看话头”,偏向于观照、静观的方法,变为观心与看顾念头的作用了.

(2)看念头:如果研究禅宗修持实证的方法,也就是普通所谓禅宗的作工夫,以及研究佛教各宗的实际修持方法,如天台宗的止观、净土宗的念佛、密宗的观想等等。那么,对于“念头”和“看念头”这个名辞,与念头的涵义与作用,应该有所了解。“念头”,便是指心理思维意识的活动,以及情绪与生理习惯感觉的作用,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概都叫它为“念头”。例如清末流行吸食鸦片烟的坏风气,在浙东一带,对有吸食鸦片烟有“瘾”的人,在它“瘾”发的时候,便说他是“念头”来了。人生的念头,仔细分类起来,太多了,在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以及佛学所说心理上基本的三种劣根;贪、嗔、痴,(杀、盗、淫)乃至如小乘《俱舍论》宗所分析的八十八个结使,与大乘唯识宗所说的五十三个心所,和八个识所包括的范围等等,一言以蔽之,统名之为“念头”。明、清以后禅宗的“看顾念头”,或简称为“看念头”的方法,便是观心的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大略讲过,把观心起伏作用的方法,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段公式的说明,所以不必重复讨论。此外,用“参话头”、“照顾话头”、“看话头”的方法等来参禅,那便是修习止观法门一样,先以调身(调整生理)、调息(调整呼吸)等有为的修法做前趋,然后达到澄心静虑,初步使心志专一不乱的境界,属于止观的现行以前的止念范围,依此次第,循序上进,便是禅定所属四禅八定的历程,也在前面已经讲过,不必再说。由于制心一处,求得静止专一的境界,再起观照,审察心念的往来迹象,或者探究“话头”的答案,这便属于观行的范围,同于三止三观的修法,大体相同,稍有目的的差异而已。至于密宗的观想,与中国固有汉、魏以前道家炼神的修法,所谓“精义入神”、与“精思入神”的功用与方法,除了目的上的差异,与方式上的不同以外,大致并无两样,所以后来道家与道教的符咒,有许多便和密咒相同。

(3)参话头:明、清以来禅宗的“参禅”与“参话头”,尽管它如何标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招牌,但是它与唐、宋之间的禅宗,在教授法与形式上,显然大有不同。截然两样。它已经回复走入印度原始小乘佛法的禅观、禅那(禅定、思维修)止观、观想,以及中国正统道家上品丹法“精思”的综合范围。所以大多数真正学禅、参禅的人,与其说是禅宗,毋宁说在学道,反为恰当。然而“参话头”与“精思入神”,真的完全一样吗?不然!不然!“参话头”的不同,就是它在禅定寂静的境界中,含有一个古今中外,人人要求解决而结果不能切实解答的问题存在。如果在参禅的进修过程中,得到四禅八定的必然境界与程序,这就叫做禅的工夫,而在这个禅定工夫的境界中,慧智豁朗。明悟证得这个大问题的根本,这就叫做豁然开悟的见地。总之,没有工夫的见地,便是狂慧妄想,没有见地的工夫,便是心外求法的外道禅与凡夫禅。那么,它在禅定的工夫境界中,参的什么“话头”呢?简单地介绍,话头可分为有义理的,与无义理的两种:

有义理的,如:“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念佛是谁?”“念是何人?心是何物?”等等,以及南宋时代大慧宗杲禅师,最喜欢用的,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僧问赵州和尚,狗子有佛性也无?”赵州答:“无。”这是什么道理?甚之,他教人只要参一个“无”字就可以了,这又是什么道理?

无义理的,如:“如何是佛”?“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乾矢橛。”等等。

介于有义理与无义理之间的,便如一般所谓的“参公案”,那是把古人悟道的史迹,参学悟道经过的故事,与他师弟之间问答的“话头”,做为借镜,拿它的中心,用来参究自己的疑问,便叫做“参公案”。

元、明以后禅宗的“参话头”,它既包涵这些作用,所以它和专门做禅定的工夫,以及止观、观想,与道家“精思入神”的修持作用,便大有不同了。

3.元明以后禅宗的三关界说与参禅的境界

禅宗在宋、元以后,由于“参话头”方法的流行,以及集体同修丛林制度的普及,天下各大禅林或禅院中的禅堂建设,到处都有相当的风规,于是出家袖子,行脚参学诸方,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室,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禅院丛林中,挂褡安居,只要抱住一个“话头”,专心用工参究,讨褡长住禅堂,一年半载,或三五年,甚之,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一生参禅到底,不管已悟未悟,话头永远是个话头,打坐参禅,永远也还在打坐参禅,如此等人,数不可计。所以在丛林制度的禅堂规模兴盛以后,原始禅宗的真正慧命,渐渐就此断送,也正因为“参话头”与长住“禅堂”的风气,普遍流行,使向来以般若慧学为主的佛法心宗的禅。变为以打坐参禅的禅定为主的禅风。于是执著境界,扩充宋代禅师们对机设教的教授法的三关之说,便大为盛行,因此而有指“破参”为明心的初关,见性为“重关”,最后的证悟,为破末后“牢关”的传说。到了清初;雍正为了三关之说,还特别提出唯识宗法相学来作注解,认为“破初关”,是了意识的事;“破重关”,是了第七末那识的工夫;破末后“牢关”,才是了第八阿赖耶识的事。其实,这都是后世参学禅宗的人,脱离不了禅定境界的窠臼,以做工夫的禅定境界,做为划分层次的界说,纵使与虚空合一,森罗万象,都在一片心中,仍然还在心意识的范围中打转,还是离不开身心互相关联的变化,如果要详细加以分析,一为时间不许可;二为对于禅宗心地法门,真实下过工夫,有经验的不多,姑且略而不谈。

 

(六)禅宗与理学的关系

其次,一般讲到禅宗,以及研究禅宗的资料,都在宗师们的语录,以及语录的汇书,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著作里,寻找或欣赏禅师们悟道机缘的公案,与机锋、转语的妙趣,认为便是禅机,便是禅宗的心要。殊不知禅宗既然号称是佛法心宗的中心,关于佛法所有的修持行为,如戒、定、慧等细行,岂有完全略而不谈之理,所以只认机锋妙语做禅宗的,便入于元明以后狂禅的流弊,甚之,使明儒王阳明之学,也连带受此冤诬;同时,因为阳明之学的流弊,更使禅宗连带受谤。事实上,如果用心研究历代悟道者前后的言行,只要仔细留心历代高僧禅德们的传记,以及专记宋代以后禅师们言行录的《禅林宝训》一书,便可了解真正禅宗宗师们关于修行的品德,是如何的有肃然可敬的风范,并非徒事空言,专谈机锋便以为禅;亦非专以默照(沉默)静坐,便是禅的究竟法门。而且由此可知唐、宋以来禅师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思想的精神,它是如何的配合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何以会形成宋代儒家理学的原因所以了。

现在为了简便,暂且举出禅宗的佛学思想,与北宋开创理学几位大儒的理论,作一比较,大家便可知道他们受到佛学思想熏陶渊源的所自了,但是我说的影响与比较,并非就是照抄或翻版,只是限于影响,而且更没有批判他们优劣的意思,这点我须有慎重而保留态度的声明。不过,宋代理学的大儒们,在他们毕生治学的历史记载上。都有过“出入佛老”若干年的纪录,然后又有好像憬悟知非的警觉,认为入禅为逃禅,入道为遁世,便又翻身入世,归于儒家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不管他们后来是如何的推排佛、老,但在他们治学的过程中,有互相吸收融会的地方,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例如:周濂溪的学说,如他的名著《通书》,及《太极图说》等,骤然读之,完全在阐扬《周易·系传》与《中庸》的内义。实际则为融会佛、道两家学术思想,尤其偏向于原始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与老子的思想。

程明道(颢)的名著《定性书》,如:“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出庄子语意),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其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昭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等语,大都择合《庄子·齐物论》的内义,融会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的道理。

《信心铭》: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还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惟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惟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由境灭,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原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退。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惟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程伊川(颐)的名著《四箴》,除了发挥孔子的仁学以外,所有内外功用的内义,大如套用志公禅师等的偈颂相似,恕文繁不录,容待以后有机会,另作专题的研究。

至于张横渠(载)的名言,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与禅宗六祖慧能禅师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又是辙迹相同,车轮各异而已。此外,张横渠的名著《东铭》与《西铭》,与明教契嵩禅师法语的精神与宗旨,可以互相发明: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齐,昔之饿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纣幽厉,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学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势位之不在乎己。

明教曰:圣贤之学,因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继之以夜,积之岁月,自然可成。故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斯言学非辩问,无以发明。今学者所至,罕有发一言问辩于人者,不知将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明教曰:太史公读《孟子入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不觉置卷长叹!嗟乎!利,诚乱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贫贱,好利之弊,何以别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则法乱。在私者,以欺取利则事乱。事乱则人争不平,法乱则民怨不伏,其悖戾斗诤。不顾死亡者,自此发矣,是不亦利诚乱之始也。且圣贤深戒去利,尊先仁义。而后世尚有恃利相欺,伤风败教者何限。况复公然张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风俗正,而不浇不薄,其可得乎!

明教曰:凡人所为之恶,有有形者,有无形者。无形之恶,害人者也。有形之恶,杀人者也。杀人之恶小,害人之恶大。所以游宴中有鸩毒,谈笑中有戈矛,堂奥中有虎豹,邻巷中有戎狄。自非圣贤,绝之于未萌,防之以礼法,则其为害也。不亦甚乎!

邵康节(雍)的名著《皇极经世》,它的《内篇》举出元、会、运、世的规律,做为推测数往知来,关于历史与人事演变的数理,与象数的公式,与他的《观物外篇》等篇的理论实际都是融会道、佛两家学术思想的结晶,汇通于易学理、象、数的范围。元、会、运、世所用的三元甲子,循环往复,演变成为观察历史人事的中心,便是佛学成、住、坏、空四大劫原则的发挥,用以说明人类众生世界分段灾劫的道理。不过,他是以中国历史做中心,推算大劫中的小劫过程而已。

以上所举是有关禅宗影响宋代儒家理学思想的例子。为了研究参学禅宗与宋、明理学同学们的注意,切勿徒以口头禅语,或以机锋妙趣,认为便是禅的极则,现在拣要选录禅师们的几则言行如下:

大觉琏和尚,初游庐山,圆通讷禅师一见,直以大品期之。或问:何自而知之?讷曰:斯人中正不倚,动静尊严,加以道学行谊,言简尽理,凡人资禀如此,鲜有不成器者。

仁祖皇祐初,遣银珰小使,持绿锑尺一书,召圆通讷住孝慈大伽蓝。讷称疾不起,表疏大觉应诏。或曰:圣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师何固辞?讷曰:予滥厕僧伦,视听不聪,幸安林下,饭蔬饮水,虽佛祖有所不为,况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何日而足。故东坡尝曰:知安则荣,知足则富,避名全节,善始善终,在圆通得之矣。

大觉曰:舜老夫赋性简直,不识权衡货殖等事。日有定课,曾不少易。虽炙灯扫地,皆躬为之。尝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虽垂老其志益坚。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经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劳之。

舜老夫曰:传持此道,所贵一切真实,别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实。识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实。宏道德,接方来,乃住持之实。量才能,请执事,乃用人之实。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贤之实。不存其实,徒炫虚名,无益于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诚实,苟执之不渝,虽夷险可以一致。

浮山远和尚曰:古人亲师择友;晓夕不敢自怠。至于执爨负舂,陆沈贱役,未尝惮劳。予在叶县,备曾试之。然一有顾利害,较得失之心,则依违姑息,摩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学道乎。

五祖演和尚曰:今时丛林学道之士,声名不扬,匪为人之所信者,盖为梵行不清白,为人不谛当,辄或苟求名闻利养,乃广炫其华烯,遂被识者所讥。故蔽其要妙,虽有道德如佛祖,闻见疑而不信矣。尔辈他日若有把茅盖头,当以此而自勉。

演祖曰:师翁初住杨歧,老屋败椽,仅蔽风雨。适临冬暮,雪霰满床,居不遑处。衲子投诚,愿充修造。师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时当减劫,高岸深谷,迁变不常,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汝等出家学道,做手脚未稳,已是四五十岁,讵有闲工夫,事丰屋耶?竟不从。

演祖曰:古人乐闻己过,喜于为善,长于包荒,厚于隐恶,谦以交友,勤以济众,不以得丧二其心,所以光明硕大,照映今昔矣。

白云谓演祖曰:禅者智能,多见于已然,不能见于未然。止观定慧,防于未然之前。作止任灭,觉于已然之后。故作止任灭所用易见,止观定慧所为难知。惟古人志在于道,绝念于未萌,虽有止观定慧,作止任灭,皆为本末之论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许,言于本末者,皆为自欺。此古人见彻处,而不自欺也。

晦堂一日见黄龙有不豫之色,因逆问之。黄龙曰:监收未得人。晦堂遂荐感副侍,黄龙曰:感尚暴,恐为小人所谋。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谨。黄龙谓化虽廉谨,不若秀庄主,有量而忠。灵源尝问晦堂,黄龙用一监收,何过虑如此?晦堂曰:有国有家者,未尝不本此;岂特黄龙为然,先圣亦曾戒之。

晦堂谓朱给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见黄龙先师后,退思日用,与理矛盾者极多,遂力行之三年,虽祁寒溽暑,确志不移,然后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师西来意。

朱世英问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过差,而见闻指目之不暇。小人终日造恶,而不以为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内,必见于外,故见者称异,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无非过恶,又安用言之!

晦堂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育万物,无有不备于道者,众人之道,如江河淮济,山川陵谷,草木昆虫,各尽其量而已。不知其外,无有不备者。夫道岂二耶!由得之深浅,成有大小耳!

晦堂曰:久废不可速成,积弊不可顿除,优游不可久恋,人情不能恰好,祸患不可苟免。夫为善知识,达此五事,涉世可无闷矣。

黄龙曰:住持要在得众,得众要在见情。先佛有言:人情者,为世之福田,盖理道所由生也。故时之否泰,事之损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则否泰生。事有厚薄,则损益至,惟圣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别卦,乾下坤上则曰泰。乾上坤下则曰否。其取象损上益下则曰益。损下益上则曰损。夫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宾处下,义固顺矣,而返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万事不和。损益之义,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约己以裕下,下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故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损者人益。自益者人损。情之得失,岂容易乎!先圣尝喻人为舟。情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顺舟浮,违则没矣。故住持得人情则兴,失人情则废。全得则全兴,全失则全废。故同善则福多,同恶则祸甚。善恶同类,端如贯珠。兴废象行,明若观日。斯历代之元龟也。

黄龙谓王荆公曰:凡操心所为之事,常要面前路径开阔,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险隘不通,不独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无措足之地矣。

黄龙曰:夫人语默举措,自谓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诚可谓之得矣。然犹戒谨乎独居隐微之间,果无纤毫所欺,斯可谓之得矣。

黄龙谓隐士潘延之曰:圣贤之学,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之要,惟专与勤,屏绝嗜好,行之勿倦,然后扩而充之,可尽天下之妙。

潘延之闻黄龙法道严密,因问其要。黄龙曰:父严则子敬,今日之规训,后日之模范也。譬治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将登于千仞之山,吾亦与之俱。困而极于九渊之下,吾亦与之俱。伎之穷,妄之尽,彼则自休也。又曰: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无言可乎!

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经大传远。今之人谓求道迂阔,不若求利之切当。由是竞习浮华,计较毫未,希目前之事,怀苟且之计,所以莫肯为周岁之规者,况生死之虑乎!所以学者日鄙,丛林日废,纪纲日坠,以至陵夷颠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鉴哉!

 

(七)禅宗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从魏、晋以后,随着时代的衰乱而渐至颓唐之际,却在此时,从西域源源传入佛教文化,乃使中国的学术思想,突然加入新的血轮,因此而开展南北朝到隋、唐以后,佛学的勃然兴起,而形成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运。尤其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都曾受到它的滋润灌溉,确有“到江送客掉,出岳润民田”的功用。我们就其显而易见,举出简单概略的实例,试加说明,供给研究禅宗与中国文化演变关系的参考:

1.隋唐以后文学意境的转变与禅宗

从文学的立场而言中国文学,以时代做背景,以特殊成就的作品为代表,简单扼要而归纳它的类别,便有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代的韵联与戏剧等演变程序。中国的文学,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间,所有文章,辞、赋、诗、歌的传统内容与意境,大抵不外渊源于五经,出入孔、孟的义理,涵泳诸子的芬华,形成辞章的中心意境,间有飘逸出群的作品,都是兼取老、庄及道家神仙闲适的意境,做为辞章的境界,如求简而易见的,只须试读《昭明文选》所收集的文章辞赋,便可窥见当时的风尚。在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唯一的特点,也就是历来讲中国文学史者所忽略的,便是佛教学术思想的输入,引起翻译经典事业的盛行,由名僧慧远、道安、鸠摩罗什、僧肇等人的创作,构成别成一格的中国佛教文学,后来的影响,历经千余年而不变,诚为难得希有之事。只因后世一般普通文人,不熟悉佛学的义理与典故,遂强不知以为知,就其所不知的为不合格,诸般挑剔,列之于文学的门墙以外,遂使中国文学的这一朵巨葩,又被淹埋于落落无闻之乡,正如禅师们所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甚为可惜。

(1)诗:现在只就唐代代表性的作品,如唐诗风格的转变来说:由初唐开始,从上官体(上官仪)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经武后时代的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等,所谓“景龙文学”,还有隋文学的余波荡漾,与初唐新开的质朴风气。后来一变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到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显地加入佛与禅道的成分。再变为元和、长庆间的诗体,足为代表一代风格,领导风尚的,如浅近的白居易。风流靡艳的元稹,以及孟郊、贾岛、张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学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等,无一不出入于佛、道之间,而且都沾上禅味,才能开创出唐诗文学特有芬芳的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至于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诗的文学传统中,虽然算是例外,大体不被正统诗家所追认,但的确自有它独立价值的存在。现在略举少数偏于禅宗性质的诗律,做为说明唐代文学与禅学思想影响的体例,诗人如王维(摩诘)的作品,有通篇禅语,如:

《梵体诗》: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达竟何遣,方殊安可尘。胡生但高枕,寂寞谁与怜。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子若未始异,诅论疏与亲。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念此闻思者,胡为多阻脩。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注。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

又如白居易:

《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云),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宿世是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

《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空触罗。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尊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唐代方外高僧如寒山子的诗,他的意境的高处,进入不可思议的禅境,但平易近人的优点。比之香山居士白居易,更有甚者,他完全含有于平民化的趣味。对于寒山子的诗,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想在下面少提一首,其他如唐代诗僧们的诗,确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如诗僧灵一:

《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昨夜云生天井东,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解逐溪流下,欲上龙池通不通。

《题僧院》: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

《归岑山过惟审上人别业》:禅客无心忆薛萝,良然行径向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始与浮云共一过。

又:诗僧灵澈: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履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闻李处士亡》:时时闻说故人死,日日自悲随老身。白发不生应不得,青山长在属何人。

此外如唐代的诗僧贯休、皎然等人的作品,都有很多不朽的名作,恕繁不举。

受禅宗意境影响的诗文学,到了宋代,更为明显,宋初著名的诗僧九人,世称九僧的风格(如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嵋怀古、淮南惠崇。)影响所及,便使醉心禅学的诗人,如杨大年(亿)等人,形成有名的西崑体。名士如苏东坡、王荆公、黄山谷等人,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熏陶,乃有清华绝俗的作品。南渡以后,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大家,都与佛禅思想结有不解之缘,可是这都偏于文学方面的性质较多,不能太过超出本题来特别议论它,所以暂不多讲,现在只择其在宋、明之间,禅宗高僧的诗,比较为通俗所接触到的,略作介绍,如道济(俗称济颠和尚)的诗: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湖上春光已破悭;湖边杨柳拂雕栏。算来不用一文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出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以及他的绝笔之作,如:“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抬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的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如以禅学的境界论诗,几乎无一句、无一字而非禅境,假使对于禅宗的见地与工夫,没有几十年的深刻造诣,实在不容易分别出它的所指。

如王安石的诗:

《无动》:无动行善行,无明流有流。种种生住灭,念念闻思修。终不与法缚,亦不著僧裘。

《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赠长宁僧首》:秀骨庞眉倦往还,自然清誉落人间。闲中用意归诗笔,静外安身比大山。欲倩野云朝送客,更邀江月夜临关。嗟予踪迹飘尘土,一对孤峰几厚颜。

《次韵舍弟赏心亭即事》:霸气消磨不复存,旧朝台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细雨侵凌白日昏。稍觉野云乘晚霁,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时江海无穷兴,醒客忘言醉客喧。

《怀锺山》: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锺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江宁夹口》:月堕浮云水卷空,沧洲夜沂五更风。北山草木何由见,梦尽青灯辗转中。

又: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犹有去年痕。

《寄碧岩道光法师》:万事悠悠心自知,强颜于世转参差。移床独向秋风里,卧看蜘蛛结网丝。

又:大梁春雪满城泥,一马常瞻落日归。身世自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如范成大的诗:

《请息斋书事》: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轻薄可怜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喈喈能有几鸡鸣?冰山侧畔红尘涨,不隔瑶台月露清。

《赠寿老》:农圃规模昔共论,云奎卜筑又逢君。眉庵寿老长随喜,好个抛梁祈愿文。

《偶箴》:情知万法本来空,犹复将心奉八风。逆顺境来欣戚变,咄哉谁是主人翁。

《径里山倾盖亭》:万杉离立翠云幢,嫋嫋移闻晚吹香。山下行人尘扑面,谁知世界有清凉。

余且再举几首唐、宋之间禅师们的佳作,藉此以见唐、宋诗词文学风格转变的关键。

唐代禅师: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慧文禅师: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慧忠禅师:多年尘土自腾腾,虽著伽黎未是僧。今日归来酬本志,不妨留发候然灯。

雪窦重显禅师(与时寡合):居士门高谒未期,且隈岩石最相宜。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又《五老师子》: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何必竞时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又《透法身句》:一叶飘空便见秋,法身须透闹啾啾。明年更有新条在,烦恼春风率未体。

又《大功不宰》:牛头峰顶锁重云,独坐寥寥寄此身。百鸟不来春又过,不知谁是到庵人。

又《晦迹自怡》:图画当年爱湖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卧思前事,添得卢公倚石屏。

又《送宝用禅者之天台》:春风吹断海山云,彻夜寥寥绝四邻。月在石桥更无月,不知谁是月边人。

又《寄陈悦秀才》: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来不是金。莫道庄生解齐物,几人穷极到无心。

又《渔父》:春光冉冉岸烟轻,水面无风钓艇横。千尺丝轮在方寸,不知何处得鲲鲸。

此外,明代禅宗诗僧的作品,诗律最精,而禅境与诗境最佳的,无如郁堂禅师的《山居诗》,如:

千丈岩前倚杖藜,有为须极到无为.言如悖出青天滓,行不中修白壁疵。马喻岂能穷万物,羊亡徒自泣多歧.霞西道者眉如雪,月下敲门送紫芝。

乱流尽处卜幽栖,独树为桥过小溪。春雨桃开忆刘阮,晚山薇长梦夷齐。寻僧因到石梁北,待月忽思天往西。借问昔贤成底事,十年走马听朝鸡。

人间红日易西斜。万巧施为总莫夸。剖出无瑕方是玉,画成有足已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风碧树花。世念一毫融不尽,功名捷径在烟霞。

寥寥此道语何人,独掩柴扉日又曛。六凿未分谁扰扰,一交才动自坛坛.空林丽歇鸠呼妇,阴壑风寒虎啸群。毁桀誉尧情未尽,有身赢得卧深云。

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后名。世乱孙吴谋略展,才高屈贾是非生。沟中断木千年恨,海上乘槎万里情。谁识枯禅凉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至于明代诗僧如苍雪,不但在当时的僧俗词坛上执其牛耳,而且还是道地的民族诗人,也可称为出家爱国的诗人。他又是明末遗老,逃禅避世,暗中活动复国工作的庇护者。他的名诗很多,举不胜举,现在简择他诗境禅境最高的几首作品为代表,如: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著,千古输赢下不完。

几回立雪与技云,费尽勤劳学懒人。曳断鼻绳犹不起,水烟深处一闲身。

举头天外看无云,谁似人间吾辈人。荆棘丛中行放脚,月明帘下暗藏身。

又《寄询钱虞山(谦益)绛云楼火后专意内典》:好将世事较樗蒲,林下高眠任老夫。天意未容成小草,河清终欲见遗珠。面非北向安知汉,望到东山只有虞。不尽奇书探海藏,人间文字可烧无。

我们读了苍雪大师送钱谦益的这首诗,如果对历史有修养,了解钱谦益如何做二臣?如何搜罗明末遗老阴私事迹的资料,要著《明史》来要挟遗老们的后裔,以及他的藏书楼(绛云楼)起火的情形,才专心转而研究佛学的经过,那么,对于苍雪大师这首用禅语警策的诗,便觉得他匠心独运,句句字字,语含玄机了。

以上的举例,我们是为了时间的限制,所以一说到唐代文学的诗境,是受到禅宗影响而演变的动机,就赶快急转直下,便一路讲到宋、明以下,而且信口而说,只就其大要的提到一些,这都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学从隋、唐以后,接受融会禅宗的禅境,才有唐、宋以后的成就,是为引起研究禅宗与中国文学关系者的注意。至于唐,宋以来佛教文学与中国文章辞境的关系,更多更大,也来不及多说了,青年同学们,须要注意的,例如大家都读过苏东坡的“赤壁”前后赋等,他与禅宗与老、庄的思想,有极其密切而明显的关系,所以才有这种千古绝调的文章意境。

(2)词曲:中国文学时代的特性,从唐诗的风格的形成与蜕变,到了晚唐、五代之间,便有词的文学产生。在晚唐开始,历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间,禅宗宗师们,以词来说禅,而且词境与禅境都很好,也到处可见,只是被人忽略而已.我们现在简单的举出历史被人所推崇公认的词人作品,以供参考,如辛稼轩的词:

《鹧鸪天(石门道中)》: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鼪鼯,已通樵迳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彴,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芦,莫嫌杖屡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

又《睡起即事》:水荇参差动绿波,一池蛇影照群蛙,因风野鹤饥犹舞,积雨山梔病不花。名利处,战争多,门前蛮触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

又《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又《戊午拜退职奉祠之命》:老退何曾说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奉,更缀文书旧殿班。扶病脚,洗颓颜,快从老病僭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又《登一丘一壑偶成》:莫滞春光花下游,便须准备落花愁,百年雨打风吹却,万事三平二满休。将扰扰,付悠悠,此生于世自无忧,新愁次第相抛舍。要伴春归天尽头。

《瑞鹧鸪(京日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又: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秋水观中秋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元曲如刘秉忠的:

《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剉。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又如动西村的:

《小桃红(杂咏)》:市朝名利少相关,成败经未惯,莫道无人识真赝,这其间,急流涌进谁能辨,一双俊眼,一条好汉,不见富春山。

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

杏花开后不曾晴,败尽游人兴,红雪飞来满芳径,问春莺,春莺无语风方定,小蛮有情,夜凉人静,唱彻醉翁亭。

又如鲜于去矜的:

《寨儿令》: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朗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听,千万古圣贤评。

清初有名的少年词人,也便是满清贵族才子的纳兰性德的词:

《浣纱溪》: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驻马客临碑上字,闻鸡人拂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又: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蚊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又: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篆烟残烛并回肠。

(3)小说:讲到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它与唐代的戏剧与词曲,也是不可分离的连体,而且它犹如中国的戏剧一样有趣,将近一两千年来,始终与佛、道两家的思想与情感,没有脱离关系,所以便形成后世民间,对于戏剧的编导,流传着两句俗话说:“戏不够,仙佛凑”的戏言了。现在,为了贴切本题来讲,我们姑且把中国小说写作的演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便是由上古传说中的神话,到周、秦之际,诸子书中的寓言与譬喻,以及汉、魏以后,道家神仙的传记等,如《穆天子传》、《汉武帝外纪》、《西王母传》等等,大多是属于传统文化思想,参加道家情感,神仙幻想成分的作品。第二阶段,是由唐人笔记小说与佛经变文开始,到了宋、元之间的戏曲,以及明、清时代的说部与散记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感情,而且融化其中的,往往是佛家思想的感情,多于道家。值得特别注意的,无论是小说与戏剧,它的终场结尾,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或是轻松散漫的滑稽剧,甚之,是现代所谓黄色的作品,它必然循着一个作家固有的道德规律去布局与收煞,那便是佛家与道家思想综合的观念、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的定律。旧式言情的小说与戏剧,我们用讽刺式的口吻来说,大都是“小姐赠金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结局,然而,这也就是说明一个人生,因果历然不爽的道理。唐人笔记小说中,因为它的时代思想,受到禅宗与佛学的影响,固然已经开其先河,而真正汇成这种一成不变的规律,嵌进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中去,当然是到了元、明之间,才集其汇流,成为不成文的小说写作的规范。

元、明之间,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如罗贯中,他写作《三国演义》的开端,开宗明义,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词,作为他对历史因果循环的观念,与历史哲学的总评语,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依哲学的立场而讲历史哲学的观点,罗贯中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为文学境界的最好注释。也正如皓布棍禅师的《颂法身向上事》说:“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撑的撑,拄的拄,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岂不是一鼻孔出气的作品吗?因此而引起后人根据这种思想,造作一本小说中的小说一一《三国因》一书,来说明三国时期的局面和事迹,便是楚、汉分争因果循环的报应律的结果,除了罗贯中以外,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只从表面看来,好像仅是一部描写宋、明时代社会的不平状态,官府骗上矇下,欺压老百姓,而引起不平则鸣共同心理的反应与共鸣,如果再加深入,仔细地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没有离开善恶因果的中心思想,隐约显现强梁者不得其好死的观念。后来又有人怕人误解,才有《荡寇志》一书的出现,虽然用心良苦,而不免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遗憾。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话下。此外,如历史小说的《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无一不含容有佛学禅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也正如天目礼禅师颂《楞严经》的“不汝还者,非汝是谁”,云:“不汝还兮复是谁,残红落满钓鱼矾,日斜风动无人扫,燕子衔将水际飞。”

由此发展到了清代,以笔记文学著名的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尤其他《醒世姻缘》一书,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观念的杰作,说明人生男女夫妇间的烦恼与痛苦,这种观念,后世已经普及民间社会,所以杭州城隍庙门口,在清末民初还挂着一副韵联:“夫妇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儿女原宿债,讨债还债,有债方来。”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至于闻名世界,以长篇言情小说,反应老式文化中贵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一书,也是现代许多人,以一种无法加以解说的情感与心理,醉心于号称“红学”的一部名小说。它的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然后又以仙凡之间的一块顽石,与一株“小草剧怜唯独活,人间离恨不留行”的故事,说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缠绵反侧的痴情恩怨,都记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虚幻境的账簿上,隔着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边,极力衬托出梦幻空花,回头是岸的禅境。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便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这岂不是《楞严经》上,“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吗?所以有人读《红楼梦》,是把它看成一部帮助悟道的好书,有人读《红楼梦》,便会误入风月宝鉴,红粉迷人的那一面,其中得失是非,好坏美丑的问题,都只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而已,吾师盐亭老人曾有一诗颂云:“色穷穷尽尽穷穷,穷到源头穷亦空,寄语迷魂痴儿女,寥天有客正屠龙。”应是最好的结语。

2.禅与文学的重要性

以上举出有关唐诗、宋词、元曲等的例子,有些并非完全以佛学或禅语混入辞章的作品,但都从禅的意境中变化出来,如果只从表面看来,也许不太容易看出佛学禅宗与中国文化演变的深切关系。事实上,我也只是随便提出这些清华淡雅,有关禅的意境的作品,作为此时此世,劳劳尘境中,扰攘人生的一付清凉解渴剂而已。禅宗本来是不立文字,更不用借重文学以鸣高,但禅宗与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与文学都结有不解之缘,几乎有不可分离的趋势,在此提出两个附带的说明,便可了解禅与文学关系的重要了。

(1)禅师与诗。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裁成缀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体系,他为什么每每论诗,随时随处举出诗来,做为论断的证明?秦、汉以后的儒家,为什么一变再变,提到五经,便以《诗经》作为《书》、《易》、《礼》、《春秋》的前奏呢?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大多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过去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上基本修养的诗、词、歌、赋,以及必要深入博古通今的史学,与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都是不可分离的全科知识,所以在五六十年以前,差不多成为一个文人,自然也多会作诗填词,只有程度好坏深浅的不同,并无一窍不通的情形。因此过去中国的诗人,与学者、哲学家,或政治家、军事家,很难严格区分,并不像西洋文化中的诗人,完全以诗为生,而不一定要涉及其他学识的关系。禅宗,不但不立文字,而且以无相为相,无门为门,换言之,禅宗也是以无境界为境界,摆脱宗教形式主义,而着重佛教修证的真正精神,升华人生的意境,而进入纯清绝点,空灵无相而无不是相的境界。我们为了言说解释上的方便,只好以本无东西而强说东西的方法,例举世间的学问,可以譬喻禅宗的境界的,便有绝妙诗词的意境,与上乘艺术作品的境界,以及最高军事艺术的意境,差可与之比拟,所以自唐、宋以后,禅宗的宗师们,随口吟哦唱道的诗、词、与文章,都是第一流有高深意境的文学作品,因此流风所及,就自然而然,慢慢形成唐、宋、元、明、清文学的意境,与中国文学过去特有的风格了。

(2)宗教与文学。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连理枝,任何宗教,它能普及民间社会,形成永久独特的风格,影响历史每一时代,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靠它的教义,构成文学的最高价值,它从本有平民的俗文学中,升华到文学的最高境界,才能使宗教的生命历史,永远延续下去。佛教教义,与禅宗的慧命,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而壮大的原因,除了它教义本身,具有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内容,与高贵而平实的价值以外,它的最大关键,还是因为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形成独立特有的佛教文学,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化全部所有中心的缘故。例如西洋文化中的新旧约全书(俗称《圣经》),它在西方每一种不同文字的民族与国度里,无论哪种译本,都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文学价值,所以姑且不管教义的内容如何,就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亦可谓“文章意境足千秋”了。我也时常对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们说,要想千秋,便须多多注意你们的教义与文学。因为我认为宗教信仰尽管不同,每一宗教教义的深浅是非,尽管有问题,但是真正够得上称为宗教的基本立足点,都是劝人为善,都是想挽救世道人心的劫难,这个是几大宗教共同具有的善事,用不着因为最后与最高宗教哲学的异同,而争执到势同冰炭。那是人文文化过去的错误,与人类心理思想的弱点与耻辱,更不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精神,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与珍重。

总之,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学的因缘,实在有太多深切的关系,我在匆促之间,略举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的例子,还是不够深刻的,只是偶然兴之所至,但凭记忆所及,姑且一提,希望诸位举一而反三,便可得到其中的三昧了。若讲现代的旧文学,比较能够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用之于发抒情感的诗文学中,便要算蠲戏斋的作品,足以代表这一代,深得禅宗文字般若的结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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