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怀瑾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尽管当今社会各界对南老的评价很高，有些说法也出语惊人，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涉及南老先生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定位，即使有涉及的也并不清晰，还远没有认识和凸显南老先生的巨大历史作用。

要科学和真正认识先生的历史作用，就要把先生放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放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上来看。可以说，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大节点上，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的一个大节点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按照笔者的梳理，先生的历史性大功有六：

大功之一：构建新国学。南老是一位思想大师，而且是一位贯通古今中西的文化思想大师。先生一生精研民族传统文化，读书数十万卷，对儒、道、佛均有精湛造诣，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诸门学问，在历史大变革的二十世纪，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大学微言》、《老子他说》等儒、佛 、道三家三十多种著作，把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并贯通中西，将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构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国学，可称之为“现代国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从来也没有人曾把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更谈不上把这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又贯通中西了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先生是构建现代新国学的第一人，亦立构建现代新国学的第一功，堪称现代新国学的一代宗师。这个现代新国学，是否也可以称为“南学”呢？尽管如今在文化界在国学界，还没有权威人士这么说，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但我想，历史必将会加以回答的。为此，务必要以思想家的视角科学地看待先生的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人不以思想家而以训诂家的眼光来看待先生的著述，这就引出了对先生的一些另类之言，陷入了一个莫大的误区，必须尽快跳出来才好。

大功之二：国学通俗化。南老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是中华民族第一位善于国学大众化的大师。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爱好者、护持者、推广者和实践者，为此出钱出力，舍家舍财舍身命，但是并非一味的复古者，也并非一味地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融合东西方文化之精华。他从乐清到西南、到台湾、到美国、到香港，再回到苏州，不仅仅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而且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传道授业，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国学通俗化大众化，成为广大文人、平民和官员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桥梁。这正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贺圣遂所说的那样：“南老先生用大家能听懂和乐于接受的语言及观念向我们普及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和我们的时代亲近了，和各行各业的人亲近了，这是了不起的。”为此，他曾创办东西文化精华协会、美国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中国文化书院、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做了毕生不懈的努力。这在当代中国，在百年中国，仅先生一人。他打通了庙堂和江湖，门生弟子遍天下，包括海峡两岸三地，包括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不仅有政府官员，而且有专家学者，还有普通市民，让成千上万的人亲吻了民族传统文化，热爱了民族传统文化。当年孔子有弟子三千，如今南老的弟子又何止三万；如果说孔子把教育从宫廷里解放了出来，那么，南老就是把国学从经典的书本上和大学的课堂上解放了出来。在中华民族的近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上，曾有哪一位国学家如此普及过国学？没有！南老先生当之无愧是第一人。这对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是一个功德无量的贡献。

大功之三：重续文化断层。南老是一位教育大师，而且是一位有独特贡献于民族文化的教育大师。先生自一九九七年八月起，也就是在八十高龄之年，为了重续中国传统文化断层，毅然以一己之力，在全球推动儿童诵读中华古代文化经典活动，简称“儿童读经”，培养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一代新人，找回打开这个上下五千年文化宝库的钥匙，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动力。先是分别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内地倡导开展，继而推广到全球整个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各国的中文学校都开展了儿童读经运动。在先生的运筹下，中国内地的儿童读经运动，大体上兵分两路，一路是国际文教基金会李真吾、郭姮晏母女直接深入大陆各省，组织起来的“儿童中国文化经典导读”；另一路是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发动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整个活动的发展形势超出了原先的估计，赢得了社会、学校和官方的空前支持，开展了众多大型活动，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主办者的计划，到二〇一〇年时间，直接参加读经的儿童三百至五百万，影响三千万成年人，受到辐射影响的人将超过一亿。先生通过儿童读经来重整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活动，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还要看到的是，先生倡导的这个儿童读经活动，是和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的，绝不是什么“排外复古”。有人用所谓“复古”的帽子来责难先生，那完全错了，至少是一种误解。

大功之四：搭建两岸之桥。南老是一位政治大师，而且是当今社会少见的一类政治大师。先生终生关注民族大义，关注两岸和平统一，虽非政治家胜似政治家，只是“买票不入场”而已。他受当年两岸高层的委托，以空前的胆识、高深的智慧和过人的谋略，架起沟通两岸的桥梁，在自己的寓所举办了六次两岸密使商谈，到上海拜访过汪道涵，促成了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成立，促成了一九九三年的汪辜会谈，可谓两岸破冰之路的幕后英雄。中央最高领导曾明确说：“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见《两岸密使50年》59页）如果当年两岸密谈的代表都具有先生那样的智慧、胆识和远见，两岸关系的发展，恐怕早就不只是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了。

大功之五：助推改革开放。南老是一位爱国大师，而且是一位积极助推中国发展的爱国大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改革开放碰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先生却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助推者，一是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前途，二是动员自己的弟子积极到中国大陆投资，三是催生了第一条中外合资的铁路——金温铁路。这个助推改革开放的作用和功劳，看到的人似乎还不太多，往往只谈到修建一条金温铁路的作用，而不是对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助推作用。其实，先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学生一起在内地创办了众多实业。早在一九八七年旅居美国时，先生就鼓励自己的学生到国内投资，并给自己的学生提出了到大陆投资办厂的理念：一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二要有社会主义的福利，三要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四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先生的这个理念，一以贯之。先生助推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大功之六：躬行公益慈善。南老先生是一位慈善大师，而且是一生尽己之力躬行公益的慈善大师。他似佛非佛，非佛胜佛，一辈子仙佛心肠，行善四方，只做不说，一以贯之，终生不懈，做了说不清的好事善事：从当年冒着风险找军统头子刀下放人，到八十年代在内地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从毅然投资金温铁路，到主动减少金温铁路股份、不要任何回报；又曾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并资助“參天水利资源工程研科会”，作科研工作之先声，不辞劳瘁，不避讥嫌云云；为厦门南普陀寺修建禅堂，为泰順、文成水灾捐资救患，把老家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到办“人民公社大食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先生九十五高龄之际，他还亲自关心指点吴江七都老太庙文化广场的筹建，亲笔为“老太庙”、“吴泰伯”题名，捐出十八亩土地用于老太庙文化广场核心区建设，又派出国际知名建筑师登琨艳先生为老太庙文化广场做义务的建筑设计，和太湖大学堂的同学一起共为老太庙建设捐款三百五十万余元人民币，其中一百万元是南师的稿费。先生以菩萨之大爱，走到哪里行善到哪里，一生都在为社会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人所不为、人所不愿为、人所不能为的好事”，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事好事，虽没惊天动地，却影响四方，影响教化，留在千百万人的心中。

先生的历史性大功，当然不只是这些。笔者人老言微，说的这些也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同，有可能会引发不同的意见，但都没有关系，就算一个“我说南怀瑾”吧。只要能引起社会各界对南老先生历史作用的进一步探讨，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肯定南老先生的历史作用，不等于说先生没有任何历史局限。同任何伟人、名人、圣人一样，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南老先生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自然无力评点先生的历史局限，在此只是借用为先生编撰出版了多种书籍、在海内外最早提出“南学”之说的练性乾先生的几句话——先生把“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推崇得过高了”，把弘扬传统文化过于理想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古代圣贤的经典中找到答案，包括现代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见《我读南怀瑾》444页）

（选自线装书局2014年3月出版《怀师怀师》一书，入选时有删节。作者胡方松，20世纪50年代生，曾任全国晚报学术委员会委员、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晚报》总编辑，编著出版有《怀师怀师》《温州模式的百万大军》《温州评判》《温州民间借贷风暴》等著作。）